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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評

名為變態的神父:台灣人,該醒醒了,你的內心,差不多該解嚴了吧?brother


#神父的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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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二二八受難者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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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解除戒嚴、黨禁、 報禁, 開放大陸探親,台灣可以走向今日的民主自由,經國先生有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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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戒嚴時間,從1949年5月19日頒佈戒嚴令開始,至1987年7月15日解除,總共持續38年56天,是世界第二長的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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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從1949年12月10日到達台灣這塊土地上,一直到他死去,1988年1月13日,在他掌權的38年間,只有半年的時間給台灣人一點自由,簡單來說,他一生的時間,只有不到1%的時間,放台灣人出呼吸一點自由的空氣,剩下99%的時間,都把台灣人關在大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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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我都忘了,其實他1947年就有到過台灣,在二二八後,開始所謂視察,或者所謂清鄉-他到了嘉義,在他的眼皮底下,蔣軍在火車站槍殺了二十六名二二八時被逮捕的犯人,有潘木枝,有陳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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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黨禁」,真正的時間是在1989年1月20日,立法院通過「動員戡亂時期人民團體法」,才開放民眾登記政治團體,可以依法組黨結社,參加集會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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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的「報禁」,是在1988年1月1起,解除報紙限證在29家、每份限三大張、限印於發行地點內之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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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陸探親,是在1987年11月2日,當初開始登記,還要通報警備總司令部,被戲稱是「報警」,在此之前,外省人如果接到中國來的家人書信,會被叫去約談,書信會被擅自拆開來檢查是否有通匪之嫌,甚至會影響仕途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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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大陸探親,引發了不少怪現象,例如家庭問題,一些台灣女性瞬間淪為「二奶」,開放探親了以後,老兵回去看老婆,才知道對方早就有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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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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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情況,我是說正常的情況,如果一個人,關了你一輩子的時間,在他將死的前幾天,才放你出來,或者說,在他躺在床上的最後十二天,才准許你,提筆寫一些字,有說話的餘地,他用鐵鏈鎖著你一輩子,替你戴上馬具形的口罩,只要你一出聲,就是一陣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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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後,你才可以出門,去跟家人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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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現在跟我說,這是主人的恩典,他解除了我的枷鎖,是他賦予我自由,對他感恩戴德,甚至想幫起一座圖書館,把他所有的「功績」都寫進去,萬世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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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圖書館裡,就是沒有一個字,寫他把你綁起來,銬上腳鐐,口罩,刑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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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晚年,疾病纏身,1987年10月,公開以輪椅代步,1988年1月9日,鄭南榕在雜誌上寫下「蔣經國大限已近 國民黨內鬪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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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嚴就算了,說黨禁、報禁是蔣經國解除的,實在牽強附會,黨禁是在他死後,報禁,是在他彌留之際,老實說,我必須懷疑那時候他神智是否是清醒的,更別提解嚴以後,還制定了「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還留有《懲治叛亂條例》以及《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這就是為什麼解嚴以後,白色恐怖依然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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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個有趣的事,過去有華國人,為金門崇拜黨國權威的方式辯解,說「台灣本島解嚴,金門卻還在戒嚴」所以金門人普遍有種怨懟的心態,不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繼續投國民黨(wtf),是的,金門在1992年之前還在戒嚴,嚴格來說,以中華民國體制,戒嚴的時間其實長達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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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李登輝在野百合學運推動下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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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別忘了,這些「戒嚴」、「動員戡亂」、「懲治叛亂」、「國安法」的名目,都是為了「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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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實在是不想說這個故事,因為神父,很討厭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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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一群黨外人士走上街,訴求民主與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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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拿著火炬,走上了街頭,一切就像「V怪客」裡的場景,10萬多個人,齊走到橋上,齊走到圓環,只不過,他們都沒有戴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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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掛著青天白日徽章的人,混入人群裡,對著演講者丟雞蛋,吐口水,然後,也有一些黑道,由高雄刑警大隊隊長施淵源指揮,大約7、80人,帶頭喊一些激烈的口號,表現的支持的樣子,衝進木材行拿木棍打憲兵,然後這個被打的牙齒掉滿地的憲兵,不久就出現在電視上,被警政署長假意關懷,要他多多忍耐,痛斥那些群眾是「暴民」,犯了叛亂罪,當時,有則新聞,施大隊長表示,高雄有一群黑社會份子,扮演了救人阻止鬧事的正面角色,他們接受警方的邀請,混入群眾當中,執行任務,將來會為他們日後出事情的時候,給予「將功折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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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裡,你應該會忍不住驚呼一聲,挖曹,簡直是方仰寧+香港黑警的十倍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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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說,蔣經國慈悲呀,你看那8964都出坦克了,蔣沒有武力鎮壓,事實並非如此,雖然沒有坦克,但有當時世界第一艘,最先進的鎮暴裝甲車,手持盾牌和警棍的鎮暴警察、憲兵,當然還有特務和線民,當她看到施明德從屋頂上跳下來,她背後的特務叫住她「呂秀蓮!」,這就是事後著名的「大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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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多達15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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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逮捕的人,有一名律師,在牢裡被刑求,他被燒鬍子,用香菸燙臉,拳打腳踢,當她的妻子前往看守所代替國際特赦組織大阪市傳達訊息,隔天,參加她丈夫第一場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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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28日,她的女兒中了六刀,躺在血泊裡,七歲的雙胞胎姊妹花,前胸後腹被貫穿,失去氣息,他的母親,被砍了十四刀,睜眼望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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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雜誌社」就在他們家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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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表達「震驚和悲傷」,並「考慮到國內和國際觀感等問題」,當天便同意讓林義雄交保出獄以料理喪事,照某些人的邏輯,這恐怕也是種「寬大為懷」、「法外開恩」,「容忍黨外人士」、讓受刑人家屬受到「司法保護」、「走向民主和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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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警總司令汪敬煦的調查結果,居然說是「美國人幹的」,嫁禍給林義雄的好友家博,因為聯合報說兇手「有鬍子」,這讓人想起不久後即將發生的另一件案子,「江南案」,主嫌情報局局長汪希苓的指控被害者劉宜良是「美國和中國的間諜」,然後結交黑社會份子刺殺他,接著說他明明有通報汪敬煦,汪敬煦卻出賣他,發動一清專案,抓陳啟禮,通知美國聯邦調查局「已經捕獲槍殺劉宜良的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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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的說詞,手法,如出一轍,不是教唆黑道,去砸美麗島雜誌社,就是叫黑道去攻擊美麗島遊行,接著,派黑道去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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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彷彿看到一個兇手高談闊論,扮演偵探告訴大家,兇手是誰誰誰,是美國人,是被害人的好友,在為自己和自己所屬的機關,所服膺的特務頭子,洗去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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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宅血案之前,即有美方針對美麗島事件政治犯進行介入,蔣經國向美方保證,不會有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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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後,蔣經國直接派刺客去刺殺美國本土的公民,引起美方震怒,不免讓人覺得,蔣經國的保證是不是跟豺狼發誓不吃兔肉一樣堅定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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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宅血案發生後,引起了美方的震盪,他們施加了前所未見的壓力,要求全程公開審判,國際媒體大幅報導,就連「戒嚴」的枷鎖也在一瞬間被米國人的淫威給敲開來,蔣經國政府被迫允許國內報紙刊載審訊過程與被告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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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著名的「美麗島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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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美方和國際的關注下,原先的死刑被改判為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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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事件的公開審判,使台灣人政治覺醒,進而促使了「解嚴、解黨禁、解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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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當所有人都怕被抓,所有人都拖延組黨,有個綽號叫「水牛」的白目說話了,「今年是組黨最好時機」、「要期待國民黨自動放鬆,期待他開放黨禁,那是不可能的事」、「用實力逼它開放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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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1986,也不能忘了那個寬鼻子戴眼鏡的傢伙,5月19日,他連同未來民進黨第一任黨主席,在艋舺龍山寺搞了519綠色行動,他們用紀念戒嚴日的方式「抗議台灣戒嚴37年」,結果被國民黨國安會秘書長嗆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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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是不是台灣人,要不然他為什麼要反對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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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傢伙天生是個反骨,越罵我越要搞,於是隔年再搞了第二次,他不滿那些跟國民黨談判的人太鴿,反對國民黨提出制定《國家安全法》再行解嚴的主張,他喊「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100%解嚴!」,當然,他後來喊「100%的言論自由」,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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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戒嚴」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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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美國經商的台灣男子,不滿中華民國實施的台灣省戒嚴令的高壓統治,直接寄郵包,上面有一本字典挖空,做成了炸彈,分別寄給三個人,台灣省政府主席、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結果郵包炸裂,炸斷了其中一個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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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海外留學生,在蔣經國訪美的時候,發送傳單「台灣需要的是自由,不是軍援!」,接著,在廣場上衝向蔣經國,對他開槍,被逮捕壓倒在地,吶喊著「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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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政體的本質,來自於恐懼,因為對人民恐懼,所以轉而對人民施加恐懼,要讓他們恐懼自己,甚至因著恐懼轉換成一種愛-一種斯德哥爾摩的愛情,恐怖情人式的愛情,「我是你的唯一」,的那種愛情,所以,獨裁者先天就有不可抗拒的魅力,如同古代的帝王,我想北韓如果有天民主化,金正恩,這個小胖子,依然有專屬於他的群眾魅力,依然有那種「促進族群和諧」,而不得不向他低頭膜拜的那整印符,這是因為,在那個時代,那個空間裡,抗爭者的臉譜,各不相同,獨裁者的面貌,就是唯一,人們將會深刻地記著那張臉,自動消除對他不利的訊息,在吊橋上,把恐懼和愛混淆成相同的感情,不管你是多開明的人,多麼有智慧的學者,你無可迴避會被那個時代的氛圍所動搖,那份動搖並非來自於獨裁者,而是對獨裁者崇拜的人,被他們所影響、教育、洗腦的人們,家人、師長、同學、教官,然後下意識的也跟著崇拜權威;我們可以這麼說,在某一天,某個地點,有數以萬計的人突然對著一個人的遺像叩頭跪拜,無論那個遺像上面是什麼,或是一坨屎,你的內心都會感到震懾,而誤以為,那就是自己的父親,接受到了不可違逆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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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蔣經國來說,他不只代表他自己,也代表著一個族群的利益,1949年外省人口只有5%,1961年外省人口約13%,這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國家,蔣經國與鄧小平的處境又不太相同,他是失去母國的殖民者,一個被孤立在島上被當地土著圍繞著的領袖,當他不能反攻大陸,回到故土,當本地人對他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推翻他的政權,他是無處可去的,他沒辦法像他父親一樣,對一個小島派大軍屠殺,而是選擇了暗殺和秘密制裁,另一方面,他必須營造親民與台灣人融合的形象,更改自身的認同,「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對於解嚴,和交棒給本土人士,並非因為他擁有餘裕,或者慈悲為懷,而是競爭失敗後的不得不為之,在對於人民的信任,對於國際的信任,競逐失敗後,面對鋼鐵般的意志,他必須繳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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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外來殖民政權對本土人士的抗爭,對於外來政權來說,無論是軍事力量、經濟、糧食、生產,勢必都得大量依靠本地人,如果政治上,他不允許讓本地人有一定程度參與,然後純粹把他們當成蚜蟲一樣搾取,自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這個國家根本無法運作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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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白點,當初那些黨外人士和民進黨人,沒學史明那樣自海外刺殺他,就很不錯了,沒有像王幸男寄炸彈郵包炸斷謝東閔的手,已經十分溫馴了,沒有像幕末那樣尊王攘夷搞天誅,就已經該心存僥倖了,面對國際的浪潮,美國的壓力,在地人的意志,還有,無路可逃的風險,你覺得,蔣經國,或者蔣經國這個集團,敢,或可以,拒絕解除戒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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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黨禁」是這樣的,民進黨創黨了,但沒有中央黨部,他們想租屋,但沒有人願意租給他們,有天兩個黨員騎車到建國南路,其中一個有感而發,「幹!什麼建國『爛』路!難怪找個中央黨部辦公室都這麼難.」另一個坐在後座,大聲吆喝,「欸丟!走!不要繼續待在這條『爛』路!」他們騎到建國北路,看到一塊招租的看板,七樓頂上,高高的俯瞰十字路口,他們想,「如果把我們綠色的旗子掛上去,應該挺不錯的」,上去問房東,沒想到竟然是舊識,他們心想,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沒想到房東說,「租給你們民進黨,我往後一定不得安寧,三天兩頭警總、管區來找麻煩.不租給你們,也很不好意思.不如叫伊買下來啦!」於是他們殺價殺到500萬,靠募款和幾個人集資,才把他買下來,銀行還不給他們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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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民進黨通過了「四個如果」,主張「如果國共片面和談、如果國民黨出賣台灣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統一台灣、如果國民黨不實施真正的民主憲政,則民進黨主張台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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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真正的「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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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報禁」,我們可以從殷琪的回憶,看出端倪,那時,她從美國返台,家裡訂英文雜誌,翻開來一看,敏感字詞全部被塗黑,有幾期永遠收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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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不能呼吸了,這裡沒有自由的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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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麗島事件中,副社長黃天福曾經被情治單位記錄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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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雜誌還有一百多萬存款,也被查封,我早已告訴姚嘉文用私人名義存款,他偏不聽,現在連錢也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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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趕緊告訴黃信介出面阻撓才罷手,這點我早已忌諱,第三期塗黑,第四期也要塗黑!這不是黨外末路的預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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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解除黨禁、報禁,乃至於解嚴,是誰的功勞,我會說,這跟蔣經國完全沒有任何關聯,是黨外人士,以及民主進步黨,還有所有看不下去的台灣人,推動的,他們逼迫蔣經國簽字畫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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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當中的代價是,無數人的犧牲,幾個小女孩的鮮血,以及永遠撕不去的「暴力黨」的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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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蔣經國那老邁腐朽的腦袋,還存有一絲良知,那必然是一種歉疚,更可能,是一種恐懼,在他晚年病榻上,看見的,是無數個冤死的靈魂沉痛的吶喊,悲愴的呼籲,甚至每一個沒有名字的血跡,上面寫的是:血債血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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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彷彿看到殺人前都會擲硬幣的哈維丹特,被捧成英雄,而拯救一切的黑暗騎士,被當成暴徒,人們因為不執行審判直接羈押的法案而欣喜若狂,殊不知,他們吹捧的是一個雙面人,以及他留下的集權和監控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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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很奇妙的,當陳時中為了保護島上每個人的生命,宣布三級警戒,要戴口罩,實名制,制定各種管制措施,只不過幾個月,有一些人恨之入骨,說什麼妨害人民自由、違憲,彷彿陳時中殺人放火,有何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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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趨緩,解除管制,沒有人感謝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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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蔣經國限制了所有人的人身自由30多年,沒有人覺得有什麼,戒了一輩子,然後解除了幾天,有一群人要人們歌功頌德,彷彿什麼天大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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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相信他們,神父必須說,你,是一名奴隸,尚未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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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不是個自由人,你將自由歸功於他人施捨,將被囚擄,視為一種應當,你把對獨裁者行乞,當作是一種美德,把獨裁者的加害,視為一種天禍,你容忍這世界最長的38年,當作抗議都不存在,把他人數十年的抗爭與悲鳴,都當成一個威權領袖,插管時的喃喃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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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你以為歲月靜好,是因為有人負重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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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不是踩在負重者背上的那個人,也不是用槍指著步履闌珊的人的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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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該醒醒了,你的內心,差不多該解嚴了吧?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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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處 名為變態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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