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任東大助教授之後，筆者的研究活動進入不同的階段。其一是作為研究臺灣政治的學者，獲得某種程度的社會關注，拓展了活動範圍。另一是不知不覺之間開始參與並形成學術性的臺灣政治研究。個人著作與共同著作的書籍在日本和臺灣出版的同時，「國家」也開始進逼作者。
進入研究活動的新階段
雖然說獲得了「社會關注」，當然不是成為媒體寵兒。而是在所謂廣義的研究領域之內獲得關注，總而言之，觀察東亞局勢動向與研究的相關學界、新聞界、智庫等機構開始邀請我，例如雜誌書籍的邀稿，或是演講或研究報告的邀約，以及希望我加入成為智庫會議的成員。我想應該是注意到「有一位東大老師在研究臺灣政治」吧。內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個業界其實不大，但對於當時的我而言，因為升任助教授，感覺世界突然變得寬廣起來，若受到邀請，便極富興味地參與各種邀約與活動。
縱使是如此限定性的「關注」，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對我有所助益的事情有二。其一是「東大助教授」這個頭銜。雖然以東大內部來說，只是一名「駒場（教養課程）的語言教師」，但離開東大出到外面社會，對於沒有什麼特別實績的年輕小伙子來說，已經是需要感恩戴德的頭銜。各個領域原本應該都存在的門檻，對我來說降低了一些。當然，心情上大概也有幾分中國諺語所謂的「初生之犢不畏虎」，不清楚有哪些門檻，或者完全沒注意到那不過是門檻的外側罷了，卻仍神色自若地與會露臉。
首次刊登於「綜合雜誌」(*1)
其二，在關心東亞政治動向的相關領域之內，臺灣政治本身的變化，無論如何已無法視而不見，加上臺灣政治正朝著民主化的方向前進，這都對我有所幫助。我認為當時已經不可能將關心臺灣政治視為禁忌，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因循怠惰，懷疑關心臺灣（國民黨反動政權統治支配的島嶼）是否「政治不正確？（politically incorrect）」。在如此情況之下，無論從哪種角度，臺灣政治都很明顯地朝向民主化邁進，對我來說是一大助力。當時雖然有些人應該會出現「東大的老師在研究臺灣？」的反應，但並未發展成明顯的抗拒反感，我認為應該是前述狀況的緣故。
前述的轉變化為明顯的實際行動，岩波書店的招牌雜誌『世界』向我發出了邀約訊息。我想應該是在1986年10月初，編輯部的山崎貫先生來電表示想當面拜會。因此前往當時常去的新宿站大樓8樓的一間咖啡館見面。雖然已記不得當時談了些什麼，但從之後的事情經過來看，我想應該是委託我在『世界』1987年2月號上撰寫文章，內容針對民進黨首次以政黨名義參加國會的「增額選舉」。根據手邊留存極為簡略的日誌，在10月8日和10日的日期之處，字跡潦草地寫下了「世界論文」的標題；而11月15日之處雖無標題，但記下了「變動之實情讓人興味盎然，因此，現在臺灣非常有趣」的語句。這句話之後實際寫在發表的論文裡，其後激起了一點小波瀾（如後詳述）。
『世界』的論文以「轉換期的臺灣政治――『民主化之門如何開啟？』」為題刊載。以往受到近藤大博的關照而首次為『中央公論』撰稿之際，文章使用的是筆名，因此這篇論文便是我以本名在綜合雜誌上的首次發表。進入1980年代後，雖說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世界』仍是「進步文化人」的重要發信基地，該雜誌關注臺灣政治，可以說是民主化的胎動引發日本媒體開始轉變之前兆。
「現在臺灣非常有趣」這句話所激起的波瀾
從我個人的研究史來說，這篇論文首次定位臺灣的政治體制為威權主義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並指出其特質。這當然是未經徹底論證的貧弱主張，但成為了我自己往後論述的起點。此事容後再敘。我在這篇論文裡寫道：「在我的印象裡，每逢選舉臺灣社會就像是脫了一層皮似地蛻變重生。臺灣社會深處激昂沸騰的能量，透過選舉這種非軍事化且祭典化的『內戰』，這個處於成長期的社會，看似非常輕易地朝向某種型態脫皮蛻變。這是由於臺灣社會大概從七零年代後期以來，便進入了轉換期的緣故」，接著繼續寫道：「因此，現在臺灣非常有趣。」文章裡以「轉換期」說明前述的「正在變動」狀況。而「選舉這種非軍事化且祭典化的『內戰』」之敘述，則是在京極純一老師的『日本的政治』一書中讀到某些語句之後，有意識地轉用致敬。
這個「有趣」的說法，意圖呈現出「可以更加關注臺灣，臺灣政治裡饒富趣味的變化正在發生中」這樣的意涵，因此『世界』編輯部並未要求修改。但不久後，我間接得知這樣的說法激起了一點小波瀾。我想大概是駐日的臺灣媒體工作者或消息靈通的臺灣留學生向我通風報信，現在已記不得當時的具體說法，大致上是表達對於文章的抗議──「什麼叫做有趣？我們可是以性命相搏在進行抗爭啊！」。一方面是臺灣獨立派，另一方則是駐日的臺灣特務相關人員，當時呈現如此的對抗局勢，抗議則來自雙方人馬。由於前述文章的微言大意未獲理解，我覺得臺獨派人士的抗議尚在意料之中，但臺灣特務也出現相同的抗議，則是讓我感到某種黑色幽默。
名為國家之物在我面前現身
當時我似乎被臺灣當局列入了某種警戒名單，此事後來我才得知。雖記不清確切時期，大概是1988-89年左右，曾為獨裁者的蔣經國總統逝世（1988年1月13日）後，尚未進入1990年代的那段期間。毋須贅言，長達數十年的戒嚴令當時已吿解除（1987年7月15日）。亞東關係協會（現為臺灣日本關係協會）駐日代表處的公關部門負責人，透過認識的日本友人傳話，邀請我一同用餐，因此我便前往預定的餐廳。當我思考對方有何事相談之際，談笑間，該位負責人提及近年來臺灣的政治動向，接著以輕描淡寫的口氣對我說：「所以我告訴他們，我認為不應該以那種方式對待像你這樣的國立大學教授。」至此，我終於理解安排這次聚餐的用意。因為將外國人暗地裡列入某種警戒名單的狀況已獲解除，無法明明告知對方，所以他採取這種巧妙的方式，告知我臺灣當局實際上已經改變對於我的處置。
不過我進入臺灣國境之際，完全未受到來自當局的任何干預，因此若說到有何變化，大概是從我毫無所知的某單位列出的監視名單上將我刪去。若是如此，當然無須向我說明，所以為何特地製造機會讓我得知？又是來自何處的政治指示？抑或是他鑑於情勢變化所下的判斷？至今我仍百思不得其解。
但我似乎確實遭列入某種名單。那次聚餐之後，我想大概是1990年代初的事情，有一位臺灣留學生參加我在研究所開設的小型研討會，曾在駐日代表處領事部門打工，他告知我當時見過我的資料，上面蓋了某種印記。
雖然以如此間接的方式，當時名為「中華民國」的國家出現在我面前，特別向我警告。對於我這個臺灣政治研究者受到日本社會的「關注」，臺灣當局的駐外機構展現如此政治性的警戒姿態，也是理所當然的吧。
然而，日本政府也做了類似的事情。這也已經想不起確切的時間點，但那是我首次受邀前往霞山會，在午餐聚會上演講時的事情。霞山會這個團體，其會員是由曾任職於外務省（譯註：相當於我國外交部）的官員們所組成，歷史悠久，出席午餐聚會的人也大多是前任外交官員。該會亦發行『東亞』月刊，觀察、分析東亞各國的動向，擁有相當程度的評價。
當時，霞山會邀約演講的負責人來電邀請，在我答應之後，要求我在午餐開始的15分鐘前，預先抵達事務所。當我抵達當時位於霞關的霞山大樓事務所，有人便招呼我到事務所一隅，該處設置了一個以屏風隔開的會客空間。兩位身著近黑西裝的中年男性早已抵達就座。大家行禮如儀地等茶奉上之後，便開始交換名片，看到對方的名片後，我感到有些驚訝，雖然臉上不動聲色。我已記不清那個部分的細節，但他們是公安警察。雖然記憶已經消失殆盡，當時應該並未談及重大事情。大概過了5分鐘左右，兩人便急忙告辭離去，工作人員便招呼我前往午餐聚會的會場。
當時我覺得或許是所謂「確認樣貌」的偵查情蒐手段。其後，我自己個人的理解是，每當有人論及政治上相當敏感的地域，無論如何先盡可能地直接會面，確認是何種人物，並非因為我個人有任何具體的「嫌疑」，而是涉外公安警察默默地執行例行業務。若說得誇張一些，這便是日本這個國家在我個人面前現身的5分鐘。
論述在臺灣被譯為中文，拓展新人脈
還記得是1986年春天，田畑書店社長石川次郎先生聯絡我，因此有幸會面。我就讀研究所時參加小型研討會，結識了來自臺灣的徐邦男先生，當時徐先生進入該社擔任編輯。石川先生希望盡快出版關於現代臺灣的堅實論著，臺灣已經明確地開始變化的情況之下，若毫無作為，日本媒體上將充斥著荒謬不實的新聞報導與評論意見。石川先生希望我務必即刻著手進行。
由於我認同「關於現代臺灣的堅實論著」的必要性，若自身能力可及，也想書寫論述，但對於當時的我而言，尚力有未逮。因此，我也邀請東京經濟大學的劉進慶老師，以及在一橋大學獲得教職的友人松永正義先生，再加上前述的徐邦男先生，決定共同出版著作。在田畑書店的支持下，舉行過數次的讀書會與討論會，決定稿件分配，在臺灣長期的解嚴令解除後，耗費諸多心力之下，終於出版相關著作。該書即為田畑書店出版的『台湾――転換期の政治と経済』。或許有些僭越，書封寫上了「若林正丈編」的字樣。當時居住的家中不太寬敞，因此在附近租借一間3坪大小的便宜公寓作為書房。不知為何，現在仍記憶鮮明地記得，當時曾一度認真地擔心是否在自己前往大學工作之際，公寓會不會發生小火災，辛苦撰寫而成的稿件將付之一炬而煙消雲散。
隔年，突然收到了從臺北的故鄉出版社日本文摘叢書企劃部，寄來的兩本若林正丈編《中日(*2)會診臺灣：轉型期的政治》與《中日會診臺灣：轉型期的經濟》書籍。仔細一看，那兩本書是將前述的『台湾――転換期の政治と経済』分為兩冊後的翻譯版，發行日是1988年6月25日。事前完全沒有聯絡。當時，臺灣對於著作權的相關法律尚未完備，臺日間亦無足以遵循的相關規範，因此很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無論如何，我就這樣與臺灣的出版界結緣。其後訪臺之際，受到日本文摘企劃部的負責人洪美華女士的諸多照顧，替我引薦了各方人士。
此外，田畑書店也替我整理了從1987年到1989年3月間書寫臺灣政治的論述文章，出版題為『転形期の台湾──「脱内戦化」の政治』的著作。此書由相同的臺北的出版社翻譯，書名為《轉型期的臺灣：「脱内戰化」的政治》，由中央研究院的張炎憲老師為此書作序。張炎憲老師在東大留學時曾與我有過數面之緣，當時曾提供我相當珍貴的史料。該書譯者之一的何義麟先生是張炎憲老師的學生，其後來到東大留學，加入我的小型研討會，以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論文取得博士學位，其後改寫成『二．二八事件──形塑「臺灣人」的族群政治』（東京大學出版會，2003年）一書，榮獲大平正芳紀念賞。
無論如何，如此一來我的臺灣政治研究在臺灣也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迴響，並藉此與各界人士產生連結，漸次拓展人脈。在如此狀況之下，我也逐漸構築起自己的臺灣政治論述，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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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譯註：日本的「綜合雜誌」刊載橫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不同領域的評論文章，帶有引發社會廣泛討論的功能，對於形成社會輿論有極大影響力。1920年代起，日本知名的綜合雜誌有『中央公論』、『改造』和『文藝春秋』等，戰後則有『世界』、『展望』、『朝日ジャーナル』等雜誌創刊。
(*2) ^ 「中日」的「中」指的是「中華民國」。基於國民黨政權的教條式說法尚未崩毀，當時必須將「臺灣」的中華民國稱為「中國」，臺灣方面也將臺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稱為「中日關係」。所謂的「中日會診臺灣」，表示日本學者與（旅日的）臺灣學者一同診斷臺灣之意。
原文出處 nip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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