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戰術原則。這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訣”戰法，曾在革命戰爭史上創造了奇跡，使敵人陷入人民游擊戰爭的包圍之中。該戰法還被國外很多國家廣泛吸納運用，在世界戰爭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從文獻史料的分析與使用的角度對“十六字訣”的形成發展加以考証辨析。
“十六字訣”系毛澤東首創這一觀點在學界較為流行。早在1929年4月5日，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圍繞當時閩贛斗爭情況以及紅軍的一些游擊戰術問題做了總結和闡述。信中指出：紅軍3年以來採取的戰爭策略“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是毛澤東著作中首次以總結性文字完整表述游擊戰術的內涵，也是其完整表述第一次見諸黨的歷史文獻當中。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在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來信”）中，首次將“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簡稱為“十六字訣”。1930年12月下旬，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寧都召開蘇區軍民殲敵誓師大會，會場兩邊就貼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裡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巨幅對聯。這使廣大軍民對“十六字訣”的印象非常深刻。
1936年12月，毛澤東針對當時國內革命斗爭和抗日戰爭的嚴峻形勢，撰寫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其中重點回顧總結了紅軍的戰斗歷程：“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朴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這是迄今公開的文獻資料中，第一次把“十六字訣”升華到“游擊戰爭基本原則”高度的完整表述。而在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作出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黨的決議的形式指出：“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路線從兩個基本觀點出發：…從第二個觀點出發，紅軍必須承認游擊戰和帶游擊性的運動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主要戰爭形式，……因此，紅軍必須實行‘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1964年8月，毛澤東在和時任北大副校長的周培源和國家科委副主任的於光遠談話時，親口說：“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來的。……我搞軍事更是這樣。……在井岡山先打了個小勝仗，接著又打了兩個大敗仗。於是總結經驗，總結了十六個字的打游擊的經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一些黨和紅軍高級干部的回憶也多次提到“十六字訣”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朱德在1938年1月出版的《抗敵的游擊戰術》一書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曾經說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游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他還在1950年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軍委直屬機關紀念建黨29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毛主席在當時所規定的游擊戰術原則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就是毛主席在發展游擊戰爭中關於戰術原則的十六字訣。
我們執行了這個十六字訣，不斷得到勝利。”彭德懷在1937年11月撰寫的《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幾個先決問題》中指出：“毛澤東同志曾經發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游擊戰術原則。”陳毅、張令彬、蕭克、何長工、張宗遜、陳正人等人，也都有毛澤東首先提出和概括“十六字訣”的類似回憶。
也有一些史料認為“十六字訣”系朱德首創，聶榮臻元帥於1986年12月朱德100周年誕辰之際所專門撰寫的紀念文章中寫道：“在井岡山時期，為了有效地對付敵人的‘進剿’和‘圍剿’，朱德同志通過實踐，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論，提出了有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肯定。毛澤東同志在后來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稱贊十六字訣是‘朴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
開國中將趙镕從1927年初就一直追隨朱德，他在公開出版的回憶錄中強調：朱德於“1928年5月間，在井岡山一次討論游擊戰術時，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一完整的游擊戰術的十六字訣，當即得到毛主席的贊揚而經常引用。”史沫特萊所著《偉大的道路》中也寫道：在紅四軍統編前的一次井岡山會議上，“朱德把軍事戰術歸納為這樣幾個要點：（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曾任紅四軍后勤處處長的范樹德、紅四軍第十師黨代表的宛希先等人曾指出朱德提出過打游擊戰的十六字訣。
此外，還有“十六字訣”系張世熙首創的觀點。張世熙是當年中共江西萬安縣委書記、黨的六大代表。1928年7月他出席在蘇聯召開的中共六大后，在向共產國際所做的書面報告中提到：1928年1月，在萬安工農武裝佔領萬安縣城后，遭受國民黨軍大舉反攻，而“與敵人搏戰的策略是‘堅壁清野，敵來我退，敵走我追，敵駐我擾，敵少我攻’，因此雖相持半月國民黨軍對萬安農軍始終無可奈何。”這一說法與“十六字訣”盡管文字略有差異，但兩者的大意和精神實質是基本一樣的。
學界關於“十六字訣”形成發展的觀點都有各自的合理性，這是因為學者們是根據各自佔有的文獻史料分析得出的結論，又由於各自選擇的史料和論証的角度方法不盡相同而得出不同結論。基於對文獻綜合比較的角度分析“十六字訣”的形成發展，應該把握這樣兩個關鍵點：
其一，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形成不是一次簡單“即興演講”或者“一次成型”的短暫行為，它經歷了游擊戰實踐—總結經驗—理論升華—宣傳推廣—指導實踐—上升為原則的過程，逐漸由淺入深、由不成熟到完善。在形成過程中的表述與完整表述是有差別的，同時也有口頭表述和文字記載之分。
其二，在黨的文獻或經典著作、回憶錄、人物傳記、口述材料等史料載體中，尤其是遭遇論據間相互矛盾時，如何客觀公正判斷、合理選擇並考量各個論據的准確性和史料價值，如何把直接史料和間接佐証結合起來分析，是考驗研究者水平的關鍵所在。一般而言，黨的文獻或經典著作的史料價值比回憶錄高，而回憶錄又比一般的人物傳記要高。
歷史情況極其復雜，在當年殘酷的戰爭環境條件下，不一定能保存明確細致的文獻根據。因此把各種材料綜合起來考察分析，相互考証甚至輔以合理的推理都是必要的。“十六字訣”是井岡山根據地游擊戰經驗的提煉並經過集體實踐發展創新的結晶。除了中央蘇區，當時其他一些蘇區的紅軍將士也都有不同程度、或多或少的類似經驗，如賀龍提出的“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徐向前提出的“集中作戰，分散游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湘鄂贛邊區提出的“彼集我散，彼散我集，晝伏夜出，化整為零”等，都不同程度體現了游擊戰爭的一些戰略戰術。
當然，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和朱德的貢獻是最主要的，因此《毛澤東傳（1893—1949）》中作出如下結論：1928年5月4日，在寧岡礱市舉行的朱毛兩軍會師慶祝大會上，“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朱德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他和毛澤東同志共同概括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就是從中國革命戰爭實際中概括出來的游擊戰術的基本原則。這應該也是學界對於“十六字訣”的形成發展最為客觀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