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22日刊出訪問我對於新冠疫情分析的專文。如果在2019年12月中時，武漢的情況能夠更早傳達給WHO，並讓WHO的專家小組去調查，我認為這場疫病就能被壓下，沒有其他國家會受苦。
<我們何時可以回到正常生活？>
我：好幾個國家已經展開第一輪的疫苗施打，特別是在北美與歐洲。我認為回到正常生活端賴全世界的疫苗供給與配送速度有多快。
在歐洲，如果接種計劃確實實施，我認為大約在6月份歐洲就能回到所謂的「正常」狀態。但我一直強調，與其回到舊的生活，我們應該建立起新的常態，這代表我們即使控制住了疫情，仍然要對未來任何的傳染性疾病保持警覺。
<你能分享關於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的事嗎？>
我：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SARS-CoV-2（新冠病毒）是一種RNA病毒，RNA病毒往往很容易變異。而新冠病毒變異得這麼迅速，是因為它傳播得非常廣泛，也傳染給了非常多人，因此更容易形成具高度傳染力的菌株。
從病毒的角度來看，最厲害的病毒應該是具高度傳染力但致死率沒那麼高的，才不會造成太多人重病而死。SARS的致命性就很高，感染致死率高達10%，很多染上SARS的人會生重病，必須到醫院隔離治療，一但他們接受隔離，病毒就不再能夠傳播。這也是為什麼SARS病毒可以被壓下的原因。
對於英國新冠病毒變種，我認為必須非常小心，因為它的傳染性很強，必須在疫苗施打的速度跟病毒傳播的速度之間賽跑，如果傳播速度比接種速度快太多，疫苗接種的策略基本上就會失敗。
<全球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疫苗，但中國的疫苗引來特別多質疑，你能解釋原因嗎？>
我：一家公司要研發出疫苗並通過審核，通常要花上10到15年的時間，這一次只花了9到10個月我們就有了疫苗，是因為很多國家的政府都在疫苗研發上投入大量資源。
現在已上市的疫苗：莫德納（Moderna）、BioNTech 和輝瑞（Pfizer）都是mRNA疫苗；有些公司正在研發DNA疫苗，還有重組蛋白的次單位疫苗，例如台灣的高端疫苗，也有腺病毒載體型疫苗，像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與牛津大學所研發的疫苗；再來就是滅活疫苗，中國的主要是這種，中國疫苗公司生產很多不活化疫苗。
無論使用哪一種平台，最重要的就是監管機構會進行審核，透明度與公開性很重要，所有公司必須發表他們的臨床實驗數據，好讓大眾信任他們的疫苗。這也是為什麼WHO目前只認可了莫德納、輝瑞跟BioNTech的疫苗。就連阿斯特捷利康都還沒獲得WHO審核通過，因為他們需要交出完整的研究跟實驗數據。
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會對中國疫苗有疑慮，因為我們還沒看到足夠透明的審核資料，令人擔心這些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
<台灣擁有最成功的防疫策略之一，你認為這跟你們的速度和你先前提到的事實有關嗎？>
我：因為有過中國傳來的SARS、H5N1禽流感，以及非洲豬瘟的經驗，我們一直對鄰近區域的任何疫病保持高度警覺與觀測。
在2019年12月31日，台灣疾病管制署一位官員在PTT（電子佈告欄）看到中國武漢出現某種「非典型肺炎」。當時總共只有7個病例，但7個非典型的肺炎案例已經是件大事，因為非典型肺炎幾乎等於SARS。
同一天，我們開始要求武漢來的旅客進行隔離。2月中，我們限制來自中港澳的旅客入境。1月中，我們將新冠肺炎列為法定傳染病，動員了超過2萬個隔離病房，以及1.2萬個呼吸器，為了接下來可能出現的傳染性疾病做準備。
2003年SARS之後，我們要求所有醫院都要擁有一個月份的個人防護裝備儲備量。當我還是衛生署長時，我設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一但出現地區性或大流行病就會啟動，所以，上述措施我們在去年1月上半就已經完成了。
直到1月22日，蔡英文總統召開國安會議，問到我們已經完成的是，以及還有沒有其他事需要作，我說沒有適合的口罩，她就要求經濟部長徵用了73家口罩工廠，成立了93條生產線。所以第三件重要措施就是超前部署。
取得大眾的信任跟支持也很重要，我們將指揮中心升級到內閣層級，每天都召開記者會，而且我們開誠布公，防疫措施的資訊也相當透明。
所以，周全的行動、快速反應、及早部署、透明公開還有團結一致都相當重要，不只有及早檢測而已。
<你能形容20年前的SARS是什麼情況，而台灣從那次經驗學到什麼呢？>
我：最開始的時候，我們有了幾例SARS病例，當時我們還很有自信，因為所有病例都收治在醫學中心，他們有很好的設備、知識跟經驗可以照顧新興傳染病的感染者。
所以我們當時想：「喔，我們還不錯，沒有問題。」但面對新的傳染病，病毒可不在乎什麼國界。如果你自大到忽視它們，就很有可能失敗。
我們處理新冠肺炎的方式，就是遵照我們從SARS裡學到的經驗跟知識。
台灣以前沒有準備好處理任何大流行病的挑戰，我們從改造疾管署開始，還有衛福部、《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的醫療與照護機制，並建立了國家衛生指揮中心。在那之後，我們又處理了來自中國的H5N1禽流感，以及2009年至2010年的H1N1新型流感，台灣人民跟政府都從這些挑戰學到了很多。
<與SARS相比，中國政府如何應對新冠肺炎？>
我：武漢讓我很驚訝。一開始，我們認為武漢（應該會）做得很好，因為中國是被SARS衝擊最嚴重的國家，人們應該學到很多。但當我們派出兩名專家過去（我們在1月6日提出申請，中國在1月11日核准），專家問說：「這些病人住院了，他們接觸過的親近人士呢？他們的家人、同事或同學呢？」結果他們（武漢當局）說：「他們接觸的人沒有肺炎症狀，所以沒有治療他們。」
專家回來之後，我們想：「天啊，這真糟糕。」因為以任何大流行病來說，治療對病患很好，但不足以壓制疫情爆發。要壓制疫情，一定要多加注意接觸者，他們是最有可能在社區內傳波病毒的人。他們還處於潛伏期，沒有任何症狀，卻可以傳播病毒。
這也是台灣為什麼花了很多心力，追蹤所有確診案例的接觸者，我們會要求他們在家隔離14天，並用電子圍籬系統監測他們。
<你認為病毒是從哪裡來的？據說源自雲南省的一隻蝙蝠。>
我：從流行病學家的角度，這場疾病應該是源自最初爆發的地點，從來不可能是從某個地區傳播至另一個地區引爆，這是非常不可能的事。
無論「零號病人」是從雲南蝙蝠還是別的來源感染，至少人傳人的狀況是發生在武漢，怪罪野生動物很容易，但是為什麼雲南的蝙蝠會感染到武漢市民？可能是在華南海鮮市場裡，對吧？如果他們真的吃了很多蝙蝠，那就很有可能。人們也懷疑病毒來自P4實驗室（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如果他們運用蝙蝠製造病毒，那也是一種可能性。要知道新冠病毒的來源，就需要調查並公開。
<你相信新冠病毒出自實驗室的理論嗎？>
我：這是可能性之一。如果人們做研究時不夠小心，可能就會感染。台灣發生過類似的事，2003年12月，在國防醫學院預防醫學研究所，也是P4級實驗室，一位中校趕著去新加坡參加會議，他處理好了所有事情，但他看到有片垃圾，就徒手撿起那片垃圾並丟在汙物處理箱。
他去了新加坡參加一場SARS的國際研討會，但回來後發現感染了SARS。他沒有傳染給任何人，卻引發了政治騷動，因為那場會議有上百人出席。
他是位非常謹慎的人，也是很好的科學家，他只是犯了點小錯就感染了。實驗室人員感染並不是罕見的事，這是一種可能性，所以才需要調查。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1/1/22/prompt-action-in-wuhan-who-involvement-could-have-stopped-co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