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台灣研究之際，無法避免地會遇見親歷白色恐怖的「前政治犯」。我所遇見的許多「前政治犯」裡，有一位是我在1970年代前半造訪臺灣時，讓我引為知音的農民運動家，同時也是以『送報伕』這部作品在文學史留名的文學家――楊逵先生。在戰前日本的統治之下，甚至在戰後國民黨的統治之下，臺灣人以各種生存方式想要貫徹自我意志的生命姿態，都鮮活地在楊逵波瀾萬丈的生涯裡映照而出。
楊逵與楊貴——初次訪臺便遇見的「前政治犯」
上回曾提到只要持續進行臺灣研究，就會在某處遇見「前政治犯」，而寫下了在1985年結識柯旗化先生的往事。
不過若仔細回想起來，我在更早之前便已偶遇「前政治犯」。首先是1980年，時隔7年的第二次訪臺時會見的葉石濤先生，從1951年起他曾受過3年的牢獄之災。我事後才得知此事，罪名是根據「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遭判「知匪不報（知道共產黨員的存在卻未通報）」。
若再回憶過往，原本在1973年2-3月之間的首次訪臺之旅，我早已遇見了「前政治犯」，那就是楊逵（1906-85）先生。其實楊逵是筆名，本名為楊貴。由於我的臺灣研究人生當初是以殖民地統治下的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為題，因此先知道的是臺灣總督府警察資料中出現的農民運動者，也是位年輕社會主義者──楊貴的存在；接著透過關心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史的河原功先生，我才得知文學家楊逵的存在。
楊貴生於臺南新化，苦學後進入東京的日本大學就讀，但當臺灣的農民運動興起，1926年臺灣農民組合成立，隔年他便返臺投入運動。當時結識了同樣投身運動的公學校(*1)教師葉陶，不久兩人便結婚。但由於當時臺灣人左翼勢力內部的路線鬥爭，以及總督府警察的打壓，約3年之間都無法進行活動，從1930年代初開始，即使生活艱苦，仍轉而從事文學活動。楊逵的筆名首次用於1932年以日文書寫的小說「送報伕（譯註：日文原題為「新聞配達夫」）」。他說是因為喜歡『水滸傳』中的一位英雄李逵，才取了這個筆名。
這部作品以楊逵自己在東京求學時的窮困經驗做為創作素材，在東京的雜誌『文學評論』文學獎獲選為第二名，而首獎從缺，他一舉成名，成為在殖民母國的中央文壇裡獲得認可的文學家。而此作品也經由當時在慶應義塾大學留學的胡風翻譯，介紹到中國。其後，楊逵也在『臺灣文藝』和『臺灣新文學』等臺灣人的文學運動組織的刊物裡，以編輯的身份活躍於臺灣文壇。
「和平宣言」而身繫「監獄島」12年
所謂「台灣人左翼勢力內部的勢力鬥爭」指的是，1928年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批判「左翼社會民主主義」，此意識形態路線亦波及至因日本左翼陣營之故而左傾化的農民組合，導致出現內部鬥爭的情況。而楊貴在運動組織內遭到排斥與攻擊，似乎也和農民組合領導者簡吉（1903-1951）之間的私人過節有關。但農民組合和左傾化的臺灣文化協會不久便遭臺灣共產黨（1928年秘密成立於上海租界）滲透，臺灣共產黨雖然之後遭臺灣總督府徹底鎮壓，但在此之前，由於路線鬥爭而遭逐出農民組合的楊貴則未受波及，免於長期監禁──依據是也在殖民地延長實施的治安維持法。他在東京時因參與運動，前後共2次遭逮捕，而回臺後也因參與農民運動的行動，而遭警察逮捕8次，但入獄服刑期間總計未滿1年。
不過戰後國民黨撤退來臺，便沒有這麼容易放過他。戰後不久便投入臺灣文化復興工作的楊逵，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一度與妻子葉陶一起被捕入獄，獲釋後雖然逃過國民黨對知識份子的大屠殺，倖免於難，但1949年4月他在上海的『大公報』上發表題為「和平宣言」的文章，請求停止國共內戰，此事犯了時任臺灣省主席陳誠的大忌，再度被捕入獄，在人稱監獄島的綠島「火燒島」服刑12年，直至1961年才獲釋。1950年代「白色恐怖」這個國家暴力正開始猛烈地打壓政治異見者之際，帶來了楊逵的牢獄之災。
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的主導者戴國煇先生，曾在日後述的訪談裡提到楊逵先生「在日本的牢房和國民黨的牢房裡都待過，在這層意義上他很獨特」。我在聽取黨外人士的談話、開始四處進行「選舉觀察」的那段期間，聽過好幾次有人說：「楊逵在日本時代被抓10次，待在牢房裡的時間還不滿1年；國民黨來了以後，1次就12年。」其後聽過無數次臺灣人對於日本和國民黨（有時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各種比較，而作為批判國民黨政治打壓的一個例子，黨外人士的這個說法是一種「比較統治者」論（也有人說是比較殖民者論）。
「和平宣言」過去曾招來12年的牢獄之災，但如今則堂堂正正地雕刻在石碑上，置於臺中「東海花園」原址附近的楊氏墳墓一旁。
葉陶女士之墓
1973年初訪臺之際，曾二次前往臺中拜訪楊逵。首次拜訪是由河原功先生帶領。根據他的『臺灣渡航記』，3月6日下午約3點拜訪「東海花園」。先在臺中市內搭公車，沿著中港路──當時剛開通不久，異樣地寬闊卻塵埃滿天──前進，在東海大學站下車，進入大學正門對面一側，未久便抵達了東海花園。結束12年的牢獄生活後，楊逵借錢買下荒地，與妻子葉陶一起開闢農園，栽植觀賞用的花卉以維持生計。
楊逵在1970年失去了長年一同艱苦奮鬥的妻子，與孫女楊翠同住，當時楊翠還是小學生。此外還有一人，名叫凃龍西，他是楊逵在火燒島上的「難友」（同為政治犯，一起度過牢獄生活的友人），好像當時住在東海花園幫忙農作。根據河原功先生的『臺灣渡航記』，談話之際楊逵帶他繞了花園一周，我想話題應該都是關於楊逵先生在戰前的文學活動，河原先生便是為此前去訪問。當天好像是楊逵先生邀請我們共進晚餐，還請我們喝了金門高粱酒。
第二次則是我獨自一人前往拜訪東海花園。當時從臺中先到南部，再繞往東部，從花蓮搭乘公車，通過橫越中央山脈的中部橫貫公路，再回到臺中時，我再次前往東海花園。手上只留下僅有日期、行程與會見人士名字的簡單筆記，第二次的拜訪是在3月14日。記憶中當時也是待到晚餐時刻，楊逵先生又招待我喝了金門高粱酒。
大人們喝酒時，一旁的楊翠開始背誦地理課本的內容，「我國最長的河流是長江」。日後仍明確地記得此事的理由在於，或許有可能是因為我在一旁聽著背誦聲，突然理解到這就是大家常說的當時正在實施灌輸「大中國」意識的教育。楊翠的課本裡面記載的「我國」，指的是包含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中華民國」。
當時與楊逵先生談了什麼，記憶裡不太明確，但我尚且記得好像問了未來臺灣該如何是好這樣模糊的問題，對此，楊逵先生先談及臺灣女工的生存處境後，回答還是希望能實行社會主義。如同之前的連載所述，由於是在戒嚴令時期拜訪前政治犯，戴國煇先生在我啟程來到臺灣前也曾叮嚀，所以當場便有意識地不做筆記。但不僅當時，回國之後在記憶尚存之際，亦未留下詳細的筆記，讓人相當懊悔。
大概是第二次拜訪東海花園時的事情，楊逵帶我去看他妻子的墳墓，我手上還留有照片。楊逵是一位寡言沈默的人，對於葉陶女士的事情他當時也並未多談，但從他當下的神情樣貌，讓我感受到一種當時無法言喻的感覺。不過現在我的年紀已經超過當時的楊逵先生，重新拿起照片觀看，讓我不禁暗自推測，在年老的農民運動者、文學家的心中，深藏著對於亡妻的愛惜之意。葉陶女士過去曾與楊逵先生同遭逮捕入獄，又在戰後等待著長期入獄的丈夫獲釋歸來，同時還要養育子女，在這些艱苦歲月的最後卻先離世。
接近10年後的再會
當我第二次拜訪楊逵先生，抵達東海花園之際，已經先有訪客在內，楊逵先生介紹說是對面東海大學的政治系學生王文正先生。當時已經有許多仰慕楊逵文學與風采的年輕人前來拜訪。其後在1982年結識的林瑞明先生，從就讀研究所時期開始，開始對於戰前臺灣人的文學史感興趣，1976年一整年都住在東海花園，與楊逵先生和前來拜訪的人士會談，其後在1978年寫了『楊逵畫像』。根據此書，他住在東海花園的時候，楊逵已經開始「重回文壇」。
1982年國民黨政府放寬前政治犯的出國限制，楊逵受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邀請訪美。當時楊逵獲邀的理由在於，他這位文學家有著「進過日本和國民黨牢房」的獨特經歷，更如同林瑞明所言，楊逵「重返文壇」也可以說是背景因素之一。戰後約25年間，在國民黨推動「中國化」的陰影之下，1920年代臺灣知識分子的姿態潛藏已久，當時已靜靜地開始為世人所知。
當年楊逵先生6月訪美，11月回臺灣的歸途上繞道東京。從1920年代留學時期開始，算是第3次、也是最後1次的訪日。在東京由戴國煇先生主導的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出面邀請，舉辦座談會。戴先生和我擔任與談人，座談會的內容都刊載於『臺灣近現代史研究』第5號（1984年12月刊載）。雖然是標註「文責歸屬於編輯部」，但我想錄音帶打字稿大概是我做的。
根據戴國煇先生提問後的延伸討論，訪美期間的楊逵先生，非常受到旅居美國的臺灣人歡迎，爭相邀請他參加各方的座談會或研討會。而不同政治立場的團體各自都想從這位年老作家――可以說是臺灣近代史活生生的一位證人――的談話裡，擷取貼近自己主張的發言。當時距離我在東海花園初次會見楊逵先生已經接近十年，那時臺灣經歷過中美斷交、美麗島事件和「黨外」勢力的復活，「黨外」雜誌的言論也相當活躍，國民黨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與反對陣營內部的意識形態鬥爭都在暗中升高。時代已經完全改變。
理解臺灣人的歷史不能只用一種方法――簡吉和簡明仁
而另一方面，在農民組合的活動裡曾與楊逵有過節的簡吉，其後加入臺灣共產黨，1931年遭臺灣總督府警察逮捕，因為違反治安維持法而服刑10年。戰後，二二八事件事件過後，他加入來臺滲透的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亦即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成為「山地工作」（滲透原住民）的負責人。但適逢檢舉共產黨的行動日漸嚴厲，1950年4月遭逮捕，隔年3月即槍決。簡吉「山地工作」的對象是Uyonge Yatauyungana（日本名：矢多一夫、矢多一生、漢名：高一生，鄒族）和Losing Watan（日本名：渡井三郎、日野三郎，漢名：林瑞昌，泰雅族）等原住民菁英，他們亦於1954年4月17日遭槍決。
簡吉的妻子陳何，在日本統治之下，丈夫遭殖民者奪走，關押在牢獄之中，長達10年之久；而戰後因「白色恐怖」，丈夫被奪走生命，她仍肩負起一家大小的生活，不難想像她的人生有多艱苦。二二八事件後出生的簡吉五子――簡明仁，長大後成為優秀的電腦工程師，創辦大眾電腦，持續茁壯擴大，為1980年代之後牽動臺灣經濟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作出貢獻。
另一方面，我在東海花園見到的楊逵孫女――楊翠，長大後成為歷史學者，除了在東華大學任教之外，蔡英文執政下於行政院設立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她也擔任該會主委。
這就是楊逵和葉陶及其後嗣人生，以及簡吉和陳何及其後嗣的人生。臺灣從滿清帝國的一部分變成日本殖民地，之後受到美國庇護，承受國民黨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的一黨支配，然後成功將其政治體制民主化後，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力下轉為「中華民國臺灣」――身處「諸帝國邊緣」，或許正是豐富臺灣歷史的複雜脈絡本身。臺灣人所身處的歷史脈絡裡面存活下來，也就是「諸帝國邊緣並存活下來」，因此只憑單一方法並無法理解臺灣人富有起伏跌宕又闇影幢幢的來歷。
標題圖片：站在葉陶女士墳墓前的楊逵先生（左）和簡明仁先生贈送的《簡吉》傳記（右）（筆者攝影）
(*1) ^ 公學校：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漢人子女所設置的初級教育機構。並非由本國的文部省管轄，而是劃歸臺灣總督府管轄。在臺灣的日本人子女則就讀文部省管轄的小學校。
原文出處 Nip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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