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香港清掃反對勢力，53 名反對黨人士被控危害國家安全，47 人「優先」上庭。
中國文化不容許反對黨，與西方價值觀有本質上的分別。13 億人口之中，愈來愈多中國人懷有「制度自信」，覺得香港已成反中基地，中國的制度在撲滅武肺病毒一役，戰勝了西方。
中國人為何對「反對派」有基因上的敏感？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西方最類似的反對派是明朝的東林黨。15 世紀末葉之後，明朝的中國以無錫太湖一帶為中心，蠶絲產量發達，出產絲綢與瓷器一併出口世界。因此蘇浙兩省漸成自唐代以來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
經濟發達，江南出現富豪，不但養蠶，而且盤踞多代傳下的土地，以此為致富的來源。
然而明朝建國之後，向江南的土地農耕田徵收重稅。江南的田賦收入佔大明全國財政收入巨大的比例。
如朱元璋洪武時期，全國夏秋稅糧的收入接近 3,000 萬石，其中江南蘇州一府佔 280 萬石，松江府 120 萬石，常州府 55 萬石。僅江南這三個城市，上交的田賦就佔全國田賦收入 15%。
這就引起江南富豪地主的不滿。何況蘇州紡織業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系統。所謂「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地主、蠶絲商人、養蠶工人的三角關係開始形成。此一商品經濟模式，比黃河流域的北方，只知耕田，而間或遇到旱災與水災，進步的差距日大。
權力的訴求若由下而上，必定產生對經濟利益平均分配的不滿。江南地主階級有了錢，即蓄養知識分子，並非附庸風雅，而是中國社會的鄉紳制度，令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出現了司法仲裁、理性討論的空間。
地主僱用知識分子固然也有士農工商的尊儒意識，也為滿足地主的子女禮樂知識的儒家思想需求。
因此，東林黨在東林書院開始逐漸形成。其首領，也就是黨主席顧憲成指出：「此地財賦，當天下大半，干係甚大。」所謂干係甚大，意思就是不公平。
偏偏開國皇帝朱元璋，對江南地區心有疑忌。以蘇州松江為中心的三吳地帶，在元末是朱元璋政敵張士誠的根據地。朱元璋消滅張士誠軍事勢力之後，為斬草除根，撲滅張系的反對威脅，曾對蘇州松江一帶的富戶人家展開鎮壓，如沒收張士誠勢力集團支持者佔有的土地，改稱官田。
此所以有江蘇富商沈萬三誠惶誠恐，向皇帝捐獻，只為了保存身家性命。但後來沈萬三也被剷除，朱元璋更制訂規條，不准蘇浙江南人出任高官，對江南人歧視排斥。此舉一直維持到萬曆的張居正。
16 世紀初，明朝皇帝在北京專權，對知識分子不予重用。稍有猜疑，不但斬殺，還革回原籍。
東林黨的一干領袖人物，幾乎都是中央政府的中下級官吏，進士出身，後來遭到貶官。蘇浙人做不到高官，中下級官員還是有的。既貶革回籍，就在鄉間聚集講學，組成東林書院，每月講學一次。
東林書院講學，影響愈來愈大，吸引了許多失意知識分子，逐漸又提出自己的訴求：反對貴族大地主壟斷利益，並要求均衡參政。
東林黨人高攀龍提出：「天下之事，有益於國而損於民者，權國為重，則宜從國。有益於民而有損於國者，權民為重，則宜從民。至於無損國有益於民，則智者不再計宜決，仁者不宿諾而行以。」
這段話，可謂中國最早的自由主義宣言（Liberal Declaration）。
地主階級與東林黨有時聯合向北京中央抗爭，但東林黨一些人又不自甘於成為地主經濟集團的依附，一開始就帶有反對地主財團專制的社會主義思想。因此東林黨陷入上下不討好的景地，兼且文人相輕，逐漸內部分裂，又以鄉籍內分朋黨，最後難逃失敗的下場。
以明朝東林黨的興衰，下證一百年來中國人對所謂民主自由的爭取，再旁證香港反對黨的覆滅，就知道所謂自由民主，確實與中國文化的大背景和基因相沖。
原文出處 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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