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舒非一個手機短訊，短短幾個字觸目驚心：「聽說戴天去世了」。
一時頭皮發麻，趕緊和太太說。後來向幾位香港朋友打聽，都無法證實。再後來，想起和戴天最後一次見面時，提到陳韻文小姐在多倫多和他經常來往，便找何良懋要來陳韻文的電話，打去問清楚。
其實我手機裡早有陳韻文的電話，人一亂起來就容易犯糊涂。
陳韻文告知戴天真的走了。
當日早上八點多她還去療養院陪戴天，待到傍晚六點多才離開，戴天一整天狀態都很好，頭腦清醒，反應敏捷，還會開玩笑。陳韻文回家後，十點多接到療養院電話，說正在送戴天去醫院急救，原因是突然低血糖。
因為一陣低血糖，就這樣與人間了斷，倒也非常省事，符合戴天的性格。時間到了，撣一撣衣袖，呵呵一笑，冉冉起身，羽化而登仙，做人如此瀟灑，真是幾生修來。
那天陳韻文說起，戴天在多倫多也會提起我，說是他一句話促成了我移民加拿大，我突然悲從中來，一時老淚縱橫。多年來，我一直心存感恩，他對我有知遇之恩，更對我有點撥命運之恩，我無以回報，只是時常感念，連我太太都幾十年唸叨，說不知怎樣感謝戴天。
我和戴天在什麼環境下初識，已經記不起來了。那年頭香港文化界很熱鬧，三天兩頭都有活動，可能在酒會上，也可能在某個飯局。當年初到貴境，每天都在惶惑中，英語不懂，廣東話麻麻地，一個中學畢業老紅衛兵，與光怪陸離的現代都市格格不入，正不知如何自處，見到生人退避三舍，見到名人更手足無措，如此戴天就走進我生命中。
戴天於我，總是有突如其來的刺激。有一次白先勇來，作聯在合和中心開會，請白先勇演講，當年戴天和左派作家關係很好，請來戴天主持。輪到發問環節，戴天說他認識的人不多，但看到一個高個子，就點名讓我來提問題。我怎會料到有此榮幸，腦袋麻木，也不知問了什麼問題，也不知白先勇作了怎樣的回答。事後作聯裡的文友，都覺得我不知去哪裡搞來的關係，居然還讓戴天點名了。
我當時也不知道，只好相信自己個子高，目標太大。
又一次，作聯受邀到深圳訪問，除了會員，還有也斯葉德輝等人，竟然戴天也來了。車到酒店，工作人員分配房間，先問戴天，你和誰一間房？戴天想都不想，就說我和顏純鈎一間。我又嚇了一跳，我和戴天，遠未到同房間過夜的交情啊！心裡忐忑，不知道晚上怎麼和他相處，彼此差距很大，有什麼話好說？
那晚吃過飯，大概也感覺別扭，就沒有回房間去，倒是到也斯房間去聊了很久。回到房間，戴天即抱怨，你去哪裡了，我等了你一個晚上，我心裡納悶，不知道他等我做什麼。後來入寢，戴天完全沒有睡意，就是和我聊天，聊什麼也忘記了，只是突然之間提起他和太太感情不太好。我一聽又懵了，彼此還算陌生人，怎麼一上來就把夫妻感情向我和盤托出？
兩件事都讓我受寵若驚，原因直到多年後才明白，說起來，還要多謝古蒼梧兄。當年《八方》雙月刊復刊，古蒼梧向我約稿，我寫了一個短篇給他，編輯部覺得不太理想，古兄打電話來，很為難地向我說明，我說沒關係，我看看能不能再寫一篇給你。
也是合該有緣，居然靈感幫忙，就寫了《天譴》給他。古兄收到投稿後大喜過望，當期就用了，後來據說反映還不錯。有一次，戴天在他專欄中寫出來，說「古仔」和他提起這件事，他沒有開我的名，但我知道說的是我。在他筆下，這個顏某人居然不擺架子，被人退稿還心服口服，繼續投稿，人品看起來還不壞。
戴天高估了我，我當時怎顧得了人品?初窺文壇堂奧，戰戰兢兢，只怕人家不要我，哪裡敢自矜身價——登稿是幸運，退稿是合理。我初時登小說在博益月刊，黃仲鳴批評我，我說他說得也有道理，古劍把我的反應告訴黃仲鳴，後來我和黃仲鳴也成了朋友。有時候壞事會變成好事，本來是自卑，結果倒博得別人好感。
八九六四後，有一天在飯局上碰到戴天，見面就問，最近在寫什麼？我說寫了一個短篇，以六四為背景，本來給明報月刊，但他們不用。戴天即向在座的潘耀明說：顏純鈎的小說你都不用?老潘有點尷尬，就說是下面的編輯退的稿。
那晚回家即收到戴天電話，叫我把稿子給他，他要寄給台灣的瘂弦。隔兩天，電話又來，說瘂弦看了稿子，說寫得很好，聯合報副刊會用。戴天幫朋友，就是這樣熱心，好像不經意，但手揮目送，談笑之間就把事情辦了。
我平常忙於搵食，很少到外面周旋，戴天有自己的名人圈子，沒事也不找我，我們見面都在一些公開場合。大概九五年，天地得到藝展局資助，要主辦第一屆長篇小說創作獎。籌劃辦獎細節時，我就擬定戴天﹑劉以鬯﹑鄭樹森﹑黃繼持﹑黃子平五位決選評判，當時並沒有把握能請到這些名家。但我第一個打電話給戴天，戴天竟不假思索滿口答應，後來我再聯絡以下幾位，說起戴天應承了，人人都樂於相助。
戴天和人說，他已十幾年不做評判，這次是「俾面顏純鈎」，我聽了又一驚，原來顏純鈎竟「有面俾」？其實來來去去，也不過就是《八方》約稿那件事，因為自卑，竟博得面子，這也是人生奇遇之一。
為小說獎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來的記者很多，我把戴天也請來了。戴天穿一身黑色樽領恤衫，外面是格子西裝，那是我數十年看他穿得最正式的一次。他穿起西服，嘴裡叼著煙斗，一頭灰白半鬈髮，冷冷地掃視周遭，還真有點名詩人的派頭。席間他說了話，突然很正經，與他平時凡事不上心﹑四兩撥千斤的詼諧風格大不同，也讓我看到他認真的一面。
小說獎按時間表進行，那時我已在做動身去加拿大的準備，戴天知道我的起程日子，和我商量把決選日子提前，以便我離港之前可以參加頒獎禮。後來七搞八搞，頒獎體果然趕在我離港前舉行，這件事雖不大，卻足見他體貼朋友的細微心思。
我從加拿大回流後，又申請到藝展局一筆資助，和古劍﹑舒非三個人合編《文學世紀》，刊名還是黃子平兄賜予的。當時又運用老關係，請戴天﹑鄭樹森﹑黃繼持﹑黃子平等人擔任顧問，說是顧問，多數都是顧而不問，只是光寵門面而已，不過戴天卻有一次「干涉編務」。那是高行健得獎後不久，我們做了一個專輯，因中共打壓，越發想「煲大佢」，於是又和劉再復再做了一個專訪，專門談高行健的創作。有一天戴天見到我，莫名其妙說一句：「顏純鈎，高行健啲嘢做夠了啩？」
我聽了一楞，想不通來龍去脈，但戴天如此提點，當然是有理由的，自此我們就不再做高行健。後來我才從側面摸到一點門道，當時有些人趁高行健得獎，借捧高行健抬高自己，戴天向來看不慣沽名釣譽之徒，因此有此「干涉」。
戴天住在北角炮台山光超台，那是信報林行止提供給他的宿舍。他每半年回加拿大一次，其間遙控主編《信報月刊》，每月照支人工，指揮若定，天底下有這樣當主編的？足見林行止不但倚重他，也充份信任他。
因為他住在北角，我也住北角，我們每約吃飯，都在炮台山地鐵站對面的上海老飯店。戴天總是抱怨老飯店的蔥油餅蔥放得太少，他說有一次自己帶一把蔥來，交代廚房多放蔥，結果做得蔥油餅出來，還是沒有蔥味。
有一次我約一位大陸學者和他吃飯，他本來應承了，臨時卻沒有出現，以他的為人，從不曾這樣。後來我和那個學者接觸多了，領教他的為人，這才明白戴天當日失約是有理由的，道不同不相為謀，這大概是他行走江湖的準則。
也是在老飯店，有一晚我和孫立川和他吃飯，那時九七逼近，人人都在找後路，戴天問我有什麼打算。我說太太怕共產黨，本來想移民去台灣，於是帶家人到台灣走了一趟。當時台灣還比較亂，電單車在人行道上穿行，過馬路沒有人管紅綠燈，太太孩子都不喜歡，已準備作罷。
戴天問有沒有考慮加拿大，我說我沒有什麼條件去啊，既沒有親戚，也沒有錢。戴天問，有一層樓嗎?我說有，他問還了銀行還能剩多少錢？我說二百萬左右。戴天隨口說：那夠了，一半去投資，一半去生活。
那晚三個人聊到半夜，戴天自己帶酒來，已喝得腳步不穩，我和孫立川送他回光超台。半夜三點多回家，把太太從夢中叫醒，說戴天提議我們可以移民加拿大，去不去？我太太睡眼惺忪，迷迷糊糊，想都不想，就說「去」！
太太娘家幾個伯伯姑媽，都是印尼華僑，臨解放寄了錢買地，準備起屋，結果土改一來，把他們家評為地主。幾十年下來，她祖母都是地主婆，八九十歲人，動不動給抓去，一雙小腳顫巍巍站在高台上挨鬥爭。她父親是大陸雕塑家劉開渠的學生，曾經和劉開渠雕過蔣介石的像，運動來了就倒霉。文革中父親給工作組抓去關，她和母親半夜三更，生火煲一鍋水，把潘天壽的畫和弘一法師書法都燒了，她父親回家來捶胸頓足。
太太第六感很靈，剛結婚就叫我要申請來香港，這一次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要逃離香港，也是第六感作怪。共產黨要來了，有多遠就跑多遠，只是不想把孩子留下來給共產黨糟塌。
我做人安土重遷，處理日常瑣事更不耐煩，想到辦申請那種事，頭已先痛起來，但這一次，因為戴天鼓動，竟也狠下心。第二天即打電話給戴天，戴天即介紹移民律師劉天均給我，此後奔走幾個月，又遠涉重洋去紐約見移民官。碰巧紐約大風雪，事先約好的翻譯沒來，我叫從英國趕來會合的兒子要充當翻譯，兒子未見過世面，當場臉發白。也就那樣，磕磕碰碰，十個月後，竟拿到簽證。
當初劉天均問我去哪個城市，我也是一時衝動，就說去溫哥華，大概感覺溫哥華名字好聽一點。後來戴天問起，我說溫哥華，他還有點失望。要是早一點徵求他的意見，他可能會勸我去多倫多，如果聽他的話，後來我女兒在那裡讀大學，就會方便很多，但多倫多冬天極冷，我的風濕關節炎是否受得了，那又難說了。人生得與失，本來就不受控，只好跟著感覺走，走到哪裡算哪裡。
戴天最後一次回香港，逢人便說他這次是「告別之旅」，不諱言他與大家沒有下一次見面的機會了。他幾乎每天都有飲宴，文化界朋友輪流請他吃飯，他也趁機辦理一些家事。離開香港後要去台灣，他說要給兩個姐姐每人六十萬港幣，因為「告別之旅」，就把一些後事順便辦了。
有一天林行止在福臨門請吃飯，記得有劉紹銘﹑董橋夫婦﹑鄭樹森﹑小思和黃子程。午飯後我送戴天回酒店，本來想送到樓下讓他回去休息，誰知戴天又拉我上樓，在他房間裡聊天。我生怕他太累，幾次起身告辭，又都被他留著，一直談到傍晚六點多。中間也不知說什麼，他又突然又殺我一個措手不及，說是外面的人亂傳，他沒有什麼情人，倒是一夜情搞了兩三次。
今日回想起來，彷彿還看到他那副老天真的樣子。做人要有多坦蕩，才能像他這樣事無不可對人言?我們這種人，一年到頭唯恐不夠道德高尚，每個人都有幾個面具輪著用，到頭來，我們都活得太累。只有戴天，每天嘻嘻哈哈，該說什麼說什麼，該做什麼做什麼，事情剛上心，馬上就放下了，水過無痕。
那次我也約了舒非和馮偉才，和戴天在蘇浙同鄉會吃了一次飯。戴天一坐下來就說，他這次回來，在蘇浙已經吃了十幾餐，說得我們都大笑，誰叫他有那麼多朋友?席間大概談起共產黨，我例牌發牢騷，戴天好像不怎麼認同，我看彼此想法有距離，就沒有深入談下去。
很早以前，有一次孫述憲召飯，好像有黃子程薛興國等人，戴天也來了，一坐下來就對我說：顏純鈎，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全都錯的，係唔係?我隨口答道：係啊，剩餘價值理論就是對的。一時大家都靜了，以為我對馬克思主義很有研究，其實剩餘價值理論我在大陸讀中學時就學過了。當代有理論家批判，說工廠主花大錢投資，又搞技術更新，他們賺錢是合理的，所以剩餘價值之說不成立。雖然如此，老闆終究把工人生產的價值拿走了大部份，這也是事實，否則為何是他們發達？
我們那一代，文革後就懷疑剩餘價值理論，不是理論有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有問題。財產公有制原意是把社會財富集中後，再重新分配給工人，但實際上在社會主義之下，工人並沒有拿到應得的那一份。國家成了全國唯一的僱主，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全給國家拿走了，拿去搞政治，支援世界革命，並沒有回饋到工人身上，所以工人還是窮，甚至比資本主義還要窮。
可惜和戴天多次私下聊天，沒有機會深入談一下這些問題。我思疑他受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因為對資本主義失望，反過來看重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理念。他終究沒有在大陸生活過，不了解真實的社會主義是什麼回事。不過他對中共迫害知識分子那些事，還是有強烈是非感，這從他的文章，和與大陸自由派人士交往的過程都可以看出來。
他愛中國，不愛共產黨，他愛馬克思主義，不愛社會主義，此中有分別，可惜不能追他回來再問清楚了。
戴天走了，我也夕陽西下，沒有無限好，只有近黃昏。一個人活到八十六歲，一生豐富多姿，該見的見了，該做的也做了，該吃該玩的都吃過玩過，像戴天這樣，灑脫地揮一揮手，仰天大笑出門去，那也真令人羡慕。人生一場，悲欣交集，好的來就享受，壞的來就忍受，人生之好玩，不是你享了多少福，而是你遇上什麼人。遇上精采的人，你的生命就豐富多姿，一輩子與庸碌搗鬼的人打交道，那才是歲華虛渡。
順便一提，戴天剛走，蘇庚哲就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文字，說是戴天在生時痛恨他，希望戴天放下憤懣。我不了解蘇賡哲，他為何讓戴天痛恨，我也不知道，但他寫那點文字實在很不聰明。本來沒有人知道戴天痛恨他，他一說人人皆知，以戴天的為人，被他痛恨的人好極有限，以他的性格，如有憤懣也不會放下，魯迅說的：「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都不寬恕。」
僅以此文，草草不工，追念敬愛的戴天先生。若有來生，我們就再互相尋找，找到了，就再結一次緣。
原文出處 顏純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