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新版）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Edition, 2006)】
作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譯者：吳叡人
出版：時報出版
日期：2010/05/06
ISBN：9789571352077
系列：近代思想圖書館
規格：平裝 / 368頁 / 16k菊 / 14.8 x 21 x 1.8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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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民族主義研究的必讀經典
《想像的共同體》自1983年問世以來，不但使學界對民族與民族主義課題的思考角度產生哥白尼式的徹底翻轉，其深刻影響也廣及人文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除了被譯成三十一種語言出版之外，甚至成為一種近乎教科書的作品，遠遠超乎作者的預料。
安德森從文化內涵的改變與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來探討民族主義的源起，並辨析民族主義在美洲誕生，被歐洲的群眾運動挪用，被帝國政權吸納，再到亞非兩洲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反帝國主義抗爭的數百年過程。
此次中文增訂版收錄了安德森於2006年新添的一章，概略檢視了此書所造成的影響，並探討此書在世界各地的出版與反應情況；另外更收錄了2003年作者兩篇關於臺灣處境的研討會講稿，以及譯者訪談這位學術大師的深情記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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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班納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
係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Aaron L. Binenjorb講座教授，為全球知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除《想像的共同體》外，還著有《比較的鬼魂：民族主義、東南亞與全球》（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革命時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美國殖民時期之暹羅政治與文學》（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語言與權力：探索印尼之政治文化》（Language and Power: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三面旗幟下：無政府主義與反殖民的想像》（Under Three Flags: Anarchism and the Anti-Colonial Imag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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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吳叡人
臺灣桃園人，台大政治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客座助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專攻比較政治（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國家形成與轉型正義）、政治哲學、台灣近代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日本近代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現正進行台灣左翼傳統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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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認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體》導讀 / 吳叡人
第二版 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識的起源
第四章 歐裔海外移民先驅者
第五章 舊語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
第七章 最後一波
第八章 愛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第九章 歷史的天使
第十章 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
第十一章 記憶與遺忘
旅行與交通：《想像的共同體》的地理傳記
譯後記
附錄
帝國 / 臺灣
曼谷遙寄
黑暗之時，光明之時 / 吳叡人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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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帝國╱臺灣
在這場演講的開端，我必須先承認我感到緊張而尷尬。我確信在座各位大多已經知道，儘管我出生於昆明，而且我的父親能夠流暢無礙地聽、說、書寫以及閱讀中文，但是我本人對於中國、臺灣、日本卻極端無知，而且也不懂這些地區的語言。因此之故，我希望各位能夠諒解我在以下的發言中所犯的錯誤，以及所做的種種預設。
以下我想提出的看法的靈感，得之於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近年來在歐洲、北美、俄羅斯、中東等地學術界對「帝國」這個概念，以及對於約略從1750 年至今這段時間內各主要的世界性帝國的實踐經驗之比較，重新產生了興趣。這種對帝國的興趣有部分是衍生自近年來歷任美國政府的作為，以及如何將美國這種洋洋自得的全球性支配加以理論化的問題。
有些保守的美國學者現在對美利堅帝國的理念──他們指的當然是良性的帝國──公然引以為傲，以為這意味著美國在國際地位上的上升。另外還有部分則是衍生自民族主義的目的論式的威信（teleological prestige）的普遍衰退。●1
在超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之中，民族主義一直被廣泛地視為人類邁向後帝國時代的一個嶄新的、更美好的、更和平的世界的一大步。然而誠如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他的著作當中所呈現的，民族主義成為普世規範的二十世紀，無疑地也是人類史上最充滿暴力的、最具毀滅性的世紀。
從這個觀點之中，出現了一種將帝國美化，而且在某些地方，甚至還對帝國感到懷舊的思考傾向。在那些現在已經變成小國，但是曾經是世界級大國的歐洲國家當中，這種傾向最強。最好的例子是英國與法國，以及俄羅斯──如果我們將它視為歐洲的一部分的話。
不過，在中國這種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可見了。在那裡，大量的知識和國家宣傳現在被專門用來歌頌那些在三十年前還被蔑視為殘暴剝削的壓迫者的帝王。如果在未來的二十年當中，我們在日本也看到對舊日本帝國的某些面向越來越公開的讚美，我也不會感到太驚訝。
特別是在當「全球化」的學術流行在知識上的動力開始枯竭的時刻，這種對帝國美化與懷舊的現象，不論就歷史或當代的角度而言，確實都是饒富趣味的。我靈感的另一個來源，是我的朋友吳叡人最近寫的一篇關於臺灣民族主義的起源與發展的傑出博士論文──我相信這篇論文很快就會被出版的。這篇論文當中的一部分，對於在1868年到1945年之間出現的日本帝國的特殊性，做了高度複雜細緻的討論，而且這個討論，同樣也是在比較的脈絡中進行的。
不管對哪一種的歐洲人而言，最初，而且最偉大的帝國，就是羅馬帝國。在它的全盛期，羅馬帝國的領土延伸四千英里以上，涵蓋了從今天的蘇格蘭南境到今天的埃及最南端，以及從今天的大西洋岸的摩洛哥到波斯灣與裏海之間的地域，並且控制了整個廣袤的地中海的周緣地帶。
這個帝國也以各種不同的形狀和大小，從西元一世紀初開始持續存在，一直到十五世紀中葉為止。在歐洲，從來沒有出現任何堪與羅馬帝國的遼闊疆域與穩定性相比擬的其他國家或政治體。然而，認為羅馬帝國既然是一個「帝國」，因此必然擁有一個「皇帝」的這種想法，其實是在羅馬帝國這個實體本身已經出現而且存在很久之後，才開始發展出來的比較晚近的思考方式。
這種思考方式也反映了歐洲思想之逐漸趨於抽象化，以及形式化羅馬法的驚人發展所產生的，至今仍然極端強大的影響力。不過，在古拉丁文裡面，我們或許可以說impeirum這個字──也就是「統治」的意思──的第一個字母是用小寫表示的，而且附屬於用大寫表示的Imperator──統治者本人──這個字之上。一個特定的Imperator只要活著就不會變更，但是他「統治」下的疆域卻隨時可變。
Imperator 這個頭銜在今天被翻譯成「皇帝」（Emperor），但它最初意指軍事的統治者──事實上和日文所謂「將軍」差距不遠。（羅馬帝國的）第一個君主奧古斯都（不稱王而）採用了這個頭銜，以表示對羅馬的共和主義傳統的敬意，因為在他之前的數世紀中羅馬從未有過一個「王」（rex/king）。因此從起源而論，Emperor是王（king）的對立面。
然而在奧古斯都死後，他的子孫將他神格化，而時日一久，Emperor遂逐漸開始意指較任何王都要偉大崇高的半人半神的統治者（即今天所謂的皇帝）。而事實上，在羅馬皇帝的統治下，特別在今天的中東地區，確實存在為數眾多在位的王，而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皇帝這個關鍵性的身分於是變成一種特殊的超級國王（super king）的地位。每一種歐洲語言當中都有意指「王」的語彙，但是在這些語言當中我們卻完全找不到相當於「皇帝」的本地語彙。要發現這個字我們非到拉丁文去找不可。
此外，想成為皇帝，而且讓這個地位被接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法國要到1804 年拿破崙稱帝才有第一個皇帝，而英國則要等到十九世紀後半的中期，當維多利亞成為印度女皇之時。當國際傳播與競爭與日俱增─尤其是進入十九世紀之後，「皇帝制」（emperorship）遂擴散到全球各地。
中國人或許尊崇獨一無二的「天子」，但是只要出了中國境外，這個稱呼就變得讓人無法理解或者很可笑。日本人或許尊崇天照大神後裔的天皇，但是一旦出了日本境外就從來沒人聽說過天照大神，而且就算有人聽過，他們也只會覺得這是怪誕的迷信。在世界上國王仍多如過江之鯽的年代，面對著中國或日本的統治者有可能成為（眾多國王當中的一員的）中國國王或日本國王的可能性之時，中國和日本的領導者們堅持他們的統治者非叫做皇帝不可。（與此相同的身分意識，炮製了那個更滑稽的「大元帥」（Generalissimo）──不只是元帥而已──蔣介石。）●2暹羅、波斯、尼泊爾和埃及可就沒法這麼幹了──在國際上，他們的統治者只能維持著國王的身分。
「皇帝」所擁有的極高的地位，從意識形態和文化上，衍生自兩個根源。首先是一個由上──從天、太陽神、阿拉，和上帝──而下組織而成的，上下落差極大的身分階層體制。皇帝們甚至比任何國王都要更著意地藉由擴大他們和治下所有其他人的社會距離，來維持自身至高無上的地位。宮廷內的語言使用與禮儀，還有我們或許可以視為從皇室的跨國性產生的無國籍屬性，對維持這個社會距離都很有用處。
大約從一千年前開始，先後有諾曼─法國裔、威爾斯、蘇格蘭、荷蘭和日爾曼裔的王朝統治過英格蘭，然而這之中，沒有英格蘭裔的王朝。法國最後一個較長久的王朝的統治者們體內充滿著義大利人、奧地利人和西班牙人的血液。清朝的「外來性」只有在其統治中國兩個半世紀後才顯得特別清楚。
如果日本皇室似乎有可能是源於朝鮮半島，那麼這件事情是在什麼時候才開始變得很重要，而且需要被保密的呢？有趣的是，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問一個英國人或日本人是否伊莉莎白二世或者明仁天皇被算進全國人口普查當中的時候，他所得到的答案總是先嚇了一跳，然後再承認自己一無所知。
第二個根源其實就是規模（scale）。 根據一般的理解，皇帝總是統治著巨大而且充滿差異性的領土和人民。馬可波羅告訴我們，偉大的忽必烈汗如何大張旗鼓地進行基督徒、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宗教敬拜儀式。
他的行動正象徵了他所統治地域的大小。鄂圖曼帝國的皇帝或蘇丹們的個人近身護衛是基督徒組成的部隊所擔任的，而且他們也啟用信仰東正教的希臘人和不那麼遵循東正教教義的亞美尼亞人擔任國家要職。歷任沙皇當中事功比較輝煌者自稱為「全俄羅斯人的沙皇」。如果今天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伊莉莎白二世威儀堂皇地安坐在拉哥斯●3的某處，身邊簇擁著來自前大英帝國領土各地的黑色皮膚、棕色皮膚，和白種的首相們，我們所看到的正是殘餘至今的一點「帝國的規模」的景象。
我前面所講的這一切的用意，其實只是想強調所有的皇帝制都隱含了一個從神或半神的存在逐步下降到奴隸或農奴的，上下落差極為巨大的陡峭的社會階層體制。此外，我也想強調皇帝制同時意味著一個具有高度異質性的臣民群體，雖然這種異質性終究也還是有其限度的。
不過，在十六、七世紀時，幾乎要撕烈歐洲的可怕的宗教戰爭，使得想要在一個皇帝統治下同時包容大量的舊教徒和新教徒這樣的事情，變得幾乎完全不可能了。幾個例外，像柏林統治下的波蘭，和倫敦統治下的愛爾蘭，也終將因內在衝突無可避免地被引爆而註定失敗。素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教徒之間深刻的對立，使得波斯幾乎一直都不曾被收入鄂圖曼帝國版圖之內。
我要提出的下一個論點是，因為今天我們總是從所謂「民族的」角度思考帝國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很容易忘記說，其實大部分的帝國都是君主、國王和皇帝們創造出來的。所有由里斯本和馬德里、倫敦、柏林、哥本哈根所取得的殖民地，（以及因此建立的所有帝國，）都是如此，不管這些殖民地是在歐洲（愛爾蘭、波蘭的一大部分，還有冰島），或者在南北美洲、亞洲，和非洲。荷蘭剛好在產生第一位君王──也就是1815年──的同時，取得第一塊正式稱為「殖民地」的領土。
巴黎在北美洲、印度、加勒比海、印度支那，和阿爾及利亞等所取得的主要殖民地，都是以波旁王朝和波拿帕王朝之名完成的。美國是最明顯的例外。美國人對墨西哥人和印地安人的領土征服被理解為正常的領土擴張，但是取得菲律賓卻令人感到不安。不過，嚴格意義下的美國在菲律賓的殖民統治甚至沒有超過半世紀。關於這個帝國創造的普遍性原則，我們可以從湯瑪斯．傑佛遜在1776年所起草的著名的美國獨立宣言當中，看到一個驚人的例證。
今天已經很少有人在讀完最初那兩段滔滔雄辯的文字之後，會繼續讀下去了。不過，如果你再往下讀，你會發現一長串關於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所遭受痛苦境遇的抱怨。到底是誰被指控該為他們所受的不公平的痛苦境遇負責呢？不是英國人──換言之，不是另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受命於天」的人，英王喬治三世。
所以，如果我們從比較觀點思考日本帝國，我們可以輕易地發現在某些重要的面向，它也遵循了相同的發展軌跡。（比方說，我們會驚訝地發現，直到明治維新以前，愛奴人和沖繩人由於地位較低，都還被禁止在行為和穿著上模仿本州和九州的人。這和本州的農民被禁止穿著武士的服裝是同樣的道理。）
請容我對皇帝和帝國這個主題再提出最後一個一般性的論點。誠如丸山真男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歐洲是一個獨特的地域，因為除了拿破崙和希特勒短暫的統治之外，這個地區從來沒有被任何一個單一的核心所支配過。整個歐洲史的主題就是永無止境的競爭。
此外，對歐洲境外地區的大征服恰好發生在歐洲大陸正被基督新教與舊教之間的恐怖鬥爭所撕裂之時。這意味著從一開始就沒有任何君主的領地可以免於競爭者的覬覦而安然無事。馬德里兼併了葡萄牙帝國有八十年之久。阿姆斯特丹把葡萄牙人從東南亞趕走。倫敦和巴黎在北美和印度纏鬥不休。西屬美洲恆久處在英國海盜和皇家造船廠的威脅之下。到了後來，倫敦和伊斯坦堡在近東地區衝突，而維也納則在巴爾幹半島與伊斯坦堡競爭。●4
特別是到了十八世紀末，這樣的競爭反過來製造了一種它所特有的被害妄想症。北美洲的「英國」裔移民，以及愛爾蘭的英裔─愛爾蘭裔叛徒都向巴黎尋求軍事與政治援助。西屬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creoles）和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混血的後裔（mestizos）為了對抗馬德里而向盎格魯─薩克森裔的英格蘭以及前英屬十三個北美殖民地尋求類似的援助。
讓帝國核心特別感到坐立難安的，是這些大半都成功了的叛亂都是由一般被認為是和母國人「同種類」的人所領導的──比方說，某種住在費城或都柏林的說英語的英格蘭人，或者某種住在加拉卡斯和布宜諾艾利斯的說西班牙語的西班牙人。人類歷史上第一波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至少就其領導層來看──基本上是由（歐裔）海外移民所發動的。
這個所謂（歐裔）「海外移民」和接收了福爾摩沙的「中國人」（移民）的意義完全如出一轍，而這個第一波的反殖民民族主義興起之際，恰好是最初的大規模法裔移民在皇室主導下入殖魁北克之時。
各歐洲帝國核心的母國人的這種（對海外移民的）恐懼，也擴散到荷屬東印度群島的荷蘭人，以及巴西的葡萄牙人身上了。於是，事情變得很清楚了──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宗教，與共同的文化絕對無法保證從母國向海外移住的海外移民會繼續是效忠的臣民，也無法保證他們不會和母國的敵人結盟。
相反的，馬德里發現它在拉丁美洲最忠實的支持者，正是那些最怕歐裔移民和其混血後裔的部分印加貴族以及被解放了的農奴。在東印度群島，荷蘭人仰仗最深者，則是那些他們賜與無數榮銜，並且支付了高昂補貼的當地土王與貴族。很少有東印度群島出生的荷蘭人會得到深厚的信任。
在講完這段或許是太過冗長無聊的導論之後，我想換換話題，專注地討論日本帝國，以及──讓我感到非常緊張的──臺灣這個個案。
長州─薩摩聯盟之所以能夠在1868年，僅僅經過短暫的內戰，就成功推翻幕府，征服北日本，主要原因在於薩長聯盟的領導人從一個很會做生意的美國軍火商人手中，買到一大批才從最近的美國內戰當中剩餘下來的頂級槍砲。在前一年，華盛頓才從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手中買到阿拉斯加。
稍早之前，巴黎已經奪得越南中、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並且在柬埔寨建立了保護國。英國人則掌握了整個下緬甸，並且正隨時準備揮師佔領整個馬來半島。北京自身在1860年的時候已經遭受過英法聯軍的劫掠。法國皇帝路易拿破崙依然維持著他腐敗的統治。正因為知道自己是靠著白人的協助才獲得政權，明治藩閥領袖們對於自身處境沒有任何幻想：如果歐洲人決定在1868年進軍東京和京都，沒有任何一支日本軍事力量能夠阻擋他們。
關於明治統治者們的處境，我們首先必須注意的一件事是：當他們取得國內的勝利之時，歐洲每一個獨立國家都是君主制國家──一堆國王和女王，還有不少皇帝。在國際上，君主制是正常而且完全受人敬重的。（但是等到一個世代之後，當中國人終於開始進行遲來的內部改革時，距離國際聯盟來臨的時代，相距不過十年了。）（美國是一個例外，不過在那個年代，美國的國際地位並不比今天的澳洲強多少。）
時至1870年，法國帝制已經冰消瓦解，但是要等到1880年代，局勢才明朗化：如今任何現存型式的君主制都將一去不復返了。既然日本這個國家已經被強制性地踢進那個激烈競爭的十九世紀的「全球」體系，因此依照當時歐洲的慣例，她也得有一個君主制，而且如果可能的話，最好是一個高級的皇帝。
透過強有力的仔細描述，歷史學家藤谷的那本了不起的著作●5告訴我們，明治統治菁英們是透過何等冷酷的馬基維利式的計畫，為日本發明了一個符合真正的政治意義的君主制。這些菁英的處境是幸運的，因為在他們所賦予的權力範圍之外，君主是絕對沒有權力的。歷經多世紀以來，天皇一直是一個遙遠的宗教性人物，而這些明治菁英們很快地發現，很多日本人甚至不知道天皇的存在。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現代天皇制與其他十九世紀在荷蘭、比利時、希臘等國被創造出來的「新」君主制之間的平行關係。與此同時，明治藩閥統治者當中的知識分子透過荷蘭文，掌握了大量拿破崙軍事改革的知識，也學會了運用以克勞塞維茲──請注意，這是個波蘭式的名字！
──為首的普魯士年輕世代的傑出軍事思想家的軍事思想。他們希望把他們的日本建設成一個真正的軍事強權，而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們必須將一般日本男性從個別的大名轄下解放出來，教育他們，並且對他們施予第一流的軍事訓練。
可是想這麼做，得先向日本農民課征沉重的剝削性賦稅，並且同時要無情地鎮壓一切反抗。然而明治藩閥沒辦法以他們九州地方的名義來進行這一連串行動。於是，一個以天皇之名的官方民族主義遂成為絕對的必要。
他們不太可能不知道與他們同一世代的歐洲正在發生些什麼事。君主的合法性幾乎在歐洲全境面臨新興的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威脅，特別是對那些擁有皇帝身分的統治者，這種情況尤其嚴重。到了1880年代初期，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終於決定在他所統治的廣大領地中強制實施俄羅斯化政策。在擴張中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國，俾斯麥這時也正在南部丹麥、萊茵地方（Rhineland）、巴伐利亞、新取得的阿爾薩斯─洛林，以及波蘭西北部強制推行普魯士德語。
到了1880年代，蓋爾語（Gaelic）幾乎已經在愛爾蘭消失了，不過一個英語化的愛爾蘭卻也有其驚人的成就：那些支配了上一世紀的「英國文學」（English Literature）的作家，如喬伊斯、葉慈、蕭伯納、王爾德、歐凱西（O’Casey）和黑霓（Heany），都是徹頭徹尾的愛爾蘭人，但他們卻能使用殖民者的語言寫出傑出的作品。
正如Eugen Weber在他的名著●6中所指陳的，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當中，巴黎當局投注龐大的心血對許多法語方言進行標準化，同時也試圖剷除許多法國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加泰隆尼亞語（Catalan）、義大利語、德語、不列塔尼語（Breton）等。新成立的義大利君主國家也在做一模一樣的事，雖然他們比較沒有那麼成功。
到了1880年代，連伊斯坦堡的一些小圈圈都在主張強制推行土耳其語，不過這個主張並沒有被實現就是了。就這個意義而言，日本統治者們想在日本幹的事本身和當時正在地球另一端所發生的事，是緊密相連，密不可分的。
然而這類運動絕不僅止限於歐洲內部而已。早在1836年，馬考萊（Macaulay）已經提出了將印度部分地區英國化的政策。他曾經寫下這樣有名的一段話：「沒有一個接受過英語教育的印度教徒從此會再誠心誠意地皈依於他的宗教。我堅信，一旦我們的教育計畫被確實遵行，三十年後在孟加拉將不會再有任何游惰之徒。」儘管馬考萊的提案很傲慢，但是毫無疑問地，在相當的範圍內──當然不包括宗教──英國化政策確實是成功的。正如我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指出的，在馬考萊寫下他的備忘錄的一世紀後，畢平．昌德拉．帕爾以苦澀但卻悲痛的筆觸，這樣描述一個被英國化了的孟加拉人：「……（他）在心靈和舉止都和任何英國人毫無二致。
對他而言這可是不小的犧牲，因為如此一來他使自己從他的同胞的社會完全疏離，並且在自己的同胞之間，成為社會上和道德上的被放逐者。」然而，甚至到了今天，英文依然是獨立後的印度的官方語言。英國人率先進行的同化政策終究在後來為全歐洲所仿效。
讓人吃驚的是，像馬考萊這類的思考方式在我們這個時代的公共論述當中，已經漸漸看不到了。這是對教育擁有從存在的最深層改變人的巨大力量的一種不言自明的信仰。在這個年代，「認同」這個字眼還沒有任何政治的、倫理的，或者本體論上的意義。然而今天，這個字已經變成無法辯駁的咒語了。
從這個角度看，東京當局的思考方式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奇怪之處。如果愛爾蘭人可能被英國化，如果柯西嘉可能被法國化，如果波蘭人可能被德國化，如果拉脫維亞人可能被俄國化，那為什麼臺灣人和朝鮮人就不可能被日本化呢？如果他們願意，東京當局也可以想想看，如果臺灣繼續被北京統治的話，島上的原住民可能會遭遇到什麼命運。那麼他們可能會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原住民會被中國化。而他們這個看法，將會是完全正確的。
關於官方民族主義，我們應該記住的重點是，它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型態。
（請容我在這裡加一段注腳。有些論者主張說，就其出現時間的晚近這點看來，日本帝國是有其特異性的。我認為這個看法有部分值得商榷。東京奪取臺灣，還在美國領有菲律賓的三年之前，而兼併朝鮮那一年，則恰好也是與荷蘭終於完全征服我們今天稱為印尼的土地，以及英國完全統治今日的奈及利亞之時。
如果日本人當時沒有奪取臺灣，那麼很有可能其他人也會這麼做，這就好像荷蘭人和西班牙人在以前也曾試圖爭奪過臺灣一樣。說不定是德國呢！此外，我也並不覺得初期的日本統治特別殘酷。在1860年到1886年之間，人數遠為眾多的越南人被法國人殘暴地奪走生命，而就人口比例而言有更多的亞齊人●7在1870年到1900年之間死於荷蘭人之手。）
現在我想回過頭來，談談我在開頭討論的那些（關於皇帝與帝國）的大題目的一個面向，也就是皇帝制與帝國主義之間特殊的親和性。很多印尼當地人至今仍然記得，當日本軍隊在1942年3月初的幾個禮拜從荷蘭人手中奪得印尼時，他們如何受到兩種不同意義的「衝擊」（struck）。如果他們沒有在適當的時間向遙遠的天皇的幻影「敬禮」，●8肉體上他們會挨打（physically struck）。
然而，連日本占領政權的最高當局也和他們一齊遙拜天皇這件事，也讓他們受到政治和道德上的衝擊。每個人都向那遙遠東北方的無何有之處深深地彎腰致敬。就這個意義而言，皇帝制的階層體制和，比方說南非的種族隔離制那種共和式的二元對立結構，以及事實上所有純粹以種族為基礎的權力體制，都適成激烈的對比。
所有你們這些黑人都得向所有我們這些波爾人敬禮，可是我們不向任何人敬禮。今天在拉哥斯，布雷爾首相取代伊莉莎白二世安坐大位的光景，是無法想像的。不過，即使是俄國化、英國化等等的政策，也開啟了某些可能性。請各位嘗試去想像，如果喬哀思被限制在蓋爾語之內，魯希迪被限制在Gujerati 語，●9康拉德被限制在波蘭語，法拉（Farah）被限制在索馬利亞語內，索因卡被限制在Yoruba語●10內創作的話，會是什麼情況？我們很容易想像到，如果三○年代的日本軍部不犯發動戰爭的愚蠢錯誤，今天臺灣人（可能還正在使用日語，並且）有可能會出現一個作品在日本比大江健三郎更暢銷的臺灣作家。
講到這裡，其實我今天演講的初步結論已經呼之欲出了。日本領有臺灣，正好發生在帝國主義歷史的一個特殊的時機：也就是各帝國主義國家剛剛開始有意識地相互比較的時刻。
後藤新平是一個不管從任何比較殖民的標準衡量，都會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而論者經常指出他對亞洲鄰近殖民統治所做的細密研究，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唯一一個這麼做的人。到1900年的時候，至少在亞洲，大多數的殖民政權都在研究彼此的政策，有時候他們也會合作逮捕逃亡的反叛者，有時候他們會合作進行種種「改革」。
當美國人領有菲律賓時，他們覺得自己被迫要表明他們會比他們所取代的西班牙人做得「更好」。當日本人占領東印度群島時，他們也覺得非講同樣的話不可。在這十年當中，東南亞各殖民政權開始鎮壓那曾經在十九世紀的大半時間裡為他們提供了統治資金的鴉片交易。也是在1900年到1910年之間，這些殖民政權開始認真嘗試要建立國家經營的現代化教育體系。
當然，吳叡人指出在這點上日本人做得比所有其他競爭者都要廣泛而徹底，這是正確的。各殖民政權也對彼此在處理娼妓、農村債務、婦女的處境、童工與奴工等社會問題的政策，做了相互比較。這個時候，國際聯盟尚未成立，不過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我們看到了大量倡導國際合作與人道主義的國際組織、會議、機構的出現，而這些團體可說是日後國際聯盟的先驅。
即使僅僅為了防堵被殖民者對這個趨勢所抱持的「天真的理想主義」，各殖民國也不得不派代表參加這些論壇，然而參與這些論壇的結果是，各殖民政權在某種意義下必須開始正視傑佛遜所謂「人類良善的輿論」──也就是國際上日益高漲的善待殖民地的呼聲。
在某個意義上，皇帝─帝國主義並不需要被合理化──它的存在自身就是合理的。然而其他的政治形式卻越來越被迫要尋找合理化的基礎。殖民主義越來越需要取得道德的正當性，而且必須展現足以證明其道德正當性的具體成果──就算只是統計上的數字也好。高等學校和大學在1910年之後開始出現。
大規模的考古學成果展示，大約從1900年開始。政治性結社雖然經常受到暴力鎮壓，但原則上已經不能禁止了。媒體儘管還受到審查威脅，但也開始發展了。於是，世界各地的新聞無法抑制地流入殖民空間之中。反對殖民主義的歐洲人和日本人開始現身在殖民地讀者的眼前。
不可避免地，選舉制度開始被引進殖民地。我們從叡人的論文中知道，所有這一切，在臺灣都看得到。不過，這種情況在所有殖民地都看得到，並不限於臺灣。不過，（在前述這種殖民統治被迫改革或緩和的時代氛圍中，）如果殖民母國越是用「民族」而非以「皇權」來界定自己的話，就越容易使自己的殖民統治陷入一種開始令人覺得難以忍受的南非式種族隔離制度的處境之中。
這就是在愛爾蘭的英格蘭人碰到的問題。在位六十三年的維多利亞女王╱女皇在1901 年的過世，是一個轉戾點。因為她的過世，附著於她本人的那種舊的意義下的（皇權的）合法性也隨之消失。於是（在愛爾蘭），現在變成是「英格蘭人統治愛爾蘭人」的問題，而不再是先前「在女皇普世統治下的數百萬子民」的情況了。
二十一年後，在歷經充滿暴力的過程之後，愛爾蘭──或者說至少四分之三的愛爾蘭──獨立了。這裡我要強調的重點是，「民族」統治「民族」不是一種帝國式的多層層級結構，而是一種絕對二元對立的結構。事實上，就在與此大約同時，世界上幾個大帝國，如羅曼洛夫家族統治的俄羅斯帝國、奧圖曼帝國、霍亨索倫家族的德意志帝國，以及哈布斯堡家族的奧匈帝國都已經接二連三地灰飛煙滅。
而在國際聯盟成立後，日本的天皇制帝國主義已經變成一個怪異而老舊的存在了──它已經不再「正常」了。但是，日本人的政策也開始有了變化。滿洲國在名義上是溥儀統治的獨立國，而到了太平洋戰爭時，日本占領下的菲律賓、緬甸，以及部分的印尼，也被承諾將給予獨立。
我們通常都會習慣用一種太過侷限的觀點來觀察歷史的實際發展軌跡。比方說，大家通常會將林肯在1863年解放全美國黑奴的宣言視為巨大的里程碑或轉戾點。但是事實上，就算美國內戰的結果是南軍勝利，我們也很難相信奴隸制就可能被維持到二十世紀。
事實上，奴隸制到1888年就已經在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地絕跡了。同理，對於臺灣的個案，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類比的論證。如果有人在1922年告訴知識豐富的日本人說，日本將在二十年後征服東南亞全境與中國東部大半領土，沒有人會相信他的。後來對日本打擊很大，並且促成日本極右翼政治興起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起源於地球另一邊的維也納和紐約。
我並不認為東京在1937年做出對中國展開全面戰爭這個極端愚蠢和代價昂貴的決定（這個決定結果也是導致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部政治鬥爭獲得最後勝利的主要原因），或者後來向東南亞擴張的決定背後，有什麼歷史必然性。我們當然可以說，如果日本人當時沒有做這些傻事，其實不會有誰有足夠的實力去挑戰日本在臺灣和朝鮮的殖民統治──除了臺灣人和朝鮮人之外，不過，也絕非所有臺灣人或者朝鮮人都會這麼做。
臺灣是日本的「金庫」，就如阿爾及利亞之於法國，或者緬甸之於英國。但是另一方面，就算日本沒有發動戰爭，我們也很難想像臺灣和朝鮮這兩個地方能夠繼續維持當時被殖民的狀況，直到今日。
愛爾蘭是一個可以用來和臺灣做比較的有趣的海島個案。倫敦當局在1830年代被迫終止對愛爾蘭天主教徒參政權的刑罰式限制。投票權快速擴張的結果是，男性全面普選權在1860年代達成，而這又不可避免地在英國國會內部創造了一個強有力的（愛爾蘭）投票集團，它甚至成為可以決定哪個政黨取得政權的關鍵力量。直到愛爾蘭獨立之後，英國政治才恢復「正常」。
同樣地，假設東京終於無法避免地必須做出政治整合的決定──換言之，也就是賦予臺灣和朝鮮成年男性選民日本國會議員的代表席次，那麼日本國會中的一個朝鮮集團和臺灣集團的份量，勢必會在國會裡創造一個反常而不穩定的情境。
遲早，東京當局會受不了這種狀況，然後會轉而朝在漢城和臺北設立地方議會、賦予自治權、自治領地位的方向發展，而且我認為最終會出現的結果會是，臺灣與朝鮮和日本維持某種「結盟」關係的獨立（allied independence）。在殖民統治末期，巴黎當局之渴望擺脫阿爾及利亞，正如同阿爾及利亞人想要自己的民族國家一樣的熱切。在今天，倫敦和都柏林，以及阿爾吉爾和巴黎的關係就很正常，甚至還相當緊密。
在臺灣海峽的對岸，我們也可以注意到一些不確定性以及一些全球性的趨勢。外國學者，以及甚至若干中國知識分子，曾經嘲弄一些1940年代以前在中國流通的怪異地圖，這些中國地圖出人意表地涵蓋了不只臺灣、西藏、內外蒙古，甚至也包括緬甸、越南，以及一部分的中亞。
這些地圖是民族主義者的幻想，而這些幻想，又是基於對先前數世紀當中，不同朝代的征伐或強制性朝貢關係的夢想之上。事實上，緬甸從來就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越南北部從唐代之後就不再是中國領土。臺灣在1895年就「丟了」。遠大於臺灣的外蒙古是在一次大戰後，而東北地區則是在1931年之後失去的。經過若干時日之後，北京已經接受了越南、緬甸、蒙古的獨立，同時也收復了東北。
我看不出有什麼強烈的理由，會使北京不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同樣調整態度，順應、接受臺灣的獨立。臺灣脫離北京控制已經超過一世紀，遠較蒙古更久。只要中國在國際政治體系的地位越來越正常，這種調整與順應，就越可能發生。所有國家統治者都痛恨「丟掉」領土，但是他們的人民通常都會迅速地調整適應。
現在在法國幾乎沒有人懷念阿爾及利亞，在英國也沒有人懷念愛爾蘭，而我敢說很少一般的中國人會真的「懷念」蒙古。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辦到的，不過這些人民總是瞭解民族和帝國之間的根本差異。（2003年12月20日，臺灣臺北。）
注解：
●1譯者注：意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具有歷史必然性的進步力量的威信。根據此種信念，民族主義必然將人類社會逐步推向進步的歷史終極目的（telos）。
●2譯注：蔣介石頭銜之一「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一般英譯為Generalissimo，本意為大元帥或最高司令官，即諸將軍之統帥（general of generals）。此處譯為「大元帥」與「元帥」，以呼應英文原文中generalissimo與general之對仗關係。
●3譯注：Lagos，奈及利亞首都。奈及利亞為前英國殖民地。
●4譯注：伊斯坦堡（Istanbul）為奧圖曼帝國的首府。
●5譯注：T. Fujitani, Splendid Monarchy: Power and Pageantry in Modern Japa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6譯注：Eugen Joseph Weber, Peasants into Frenchmen: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France, 1870-1914（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7譯注：亞齊人（Atjehnese，又作Achinese），居住在蘇門達臘島北端的伊斯蘭教徒。印尼獨立後亞齊人亦試圖尋求自印尼獨立，此一分離主義運動至今仍然方興未艾。
●8譯注：安德森此處所謂「敬禮」，指的應該是起源於北海道，後來漸次實施於日本帝國全境的所謂「皇居遙拜」之儀式。
●9譯注：印度西部方言之ㄧ。
●10譯注：居住在非洲西南部、奈及利亞西南部等地的農耕族群所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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