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目睹馬路上遍地有不名屍體，很遺憾是在家鄉台北。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北爆發「二二八」事件時，我已是初中生。
先是看見外省人被本省人打，然後台灣人又被阿兵哥打死。家前中山北路上，每隔十公尺、二十公尺，就可以看見一個人死在那裡，有的已蓋草席。
我家對面，有一個修理腳踏車的人「阿輝仔」’小時候，我的腳踏車都請他修理。
他根本不是什麼流氓，阿兵哥去他家裡盤查，發現窗沿有用過的子彈，就被抓走。馬上被押到雙城街那邊的田地上槍斃。我親眼看見他雙手被綁、頭被砍的死狀。這種人間慘禍或許不該再說，但他的情況比很多人好，家人還知道屍首何在，可以收屍。
另外，教會一位會友的先生李瑞漢律師，戰後之初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曾號召出資修復總督府，以歡迎國府接收。二二八以前，一位外省軍官的太太去著名的「迎」（mu-ca-i）婦產科就診開刀，這位軍官太太罹患癌症，對盤尼西林反應不良而死亡。這位軍官憤而告官，引起台灣第一樁醫療糾紛訴訟，沸騰一時。
李瑞漢律師代理「迎」婦產科，結果法院判決醫生勝訴。二二八發生，突然就有憲兵和便衣到李家，把李瑞漢和弟弟李瑞峰，以及來家裡聊天的另一位律師林連宗全部帶走，去了哪裡，死在何處，家人都不知道。我們家裡人談起李家的遇難，都唏噓不已。
美國領事卡爾（George H. Kerr），事後曾記述二二八經過，寫成《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當時他就住在我家隔壁，向張鴻圖先生租借屋後的小房子住。二二八發生，他開了吉普車，想到街上看狀況。吉普車開到圓山臺灣神社那邊，被阿兵哥打了一槍，車玻璃碎了，趕緊又折回家。就是卡爾告訴張鴻圖，張鴻圖再轉告我家，家人才知道外頭不能去了。
當時氣氛好緊張。事發後好幾天，中山北路上靜得像被敵軍砲火鎮壓過，只有荷槍的阿兵哥來回巡邏，街上沒半個人。我記得要到對面雙連教會旁邊的麵攤吃麵，都先左右探望，確定沒有阿兵哥，再趕快跑過去、跑回來。
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我想是經濟敗壞和官府貪污腐敗，衍生民怨。當時經濟情況惡劣，以我肉眼所見來說，差不多台北市的騎樓、走廊都有賣香煙的人，多半是老太婆，少數年輕人。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飯吃，賈香煙賺幾毛錢，貼補家用而已。一般合法的香煙裝在一個長方型木箱子裡，暗地也賣走私香煙，警察一來，他們把盒子一蓋就跑掉。壞就壞在，經常一查，走私煙和合法煙一併帶走，賣香煙人的錢也順便帶走了。
很多事情似乎隨便官府愛怎麼搞，就怎麼搞。例如，官方規定，騎腳踏車不能載人，遇有違規，就抓人進去，連腳踏車也一併充公。腳踏車也被要求要裝頭燈，燈沒裝，一樣是人被抓，腳踏車被沒收。警察局門口經常放著一大堆腳踏車。裝頭燈並非像現在這麼便宜、簡單，電池非常貴，可以想見每部車背後載有多少民怨。
日產接收也是民怨之一。戰爭結束當年十月，葛敬恩為首的前進指揮所來台進行接收。凡是日本人的房子剎那間都變成日產，官方封條一貼，又化為公產。問題是，有些日本人一戰敗，就把房子便宜賣給台灣人，已變成台灣人的財產。八月終戰，兩、三個月後，國民政府來接收，私產一夕間變公產，這些台灣人心裡也氣憤難平。
事件發生後的前面幾天，氣氛最恐怖、最紛亂。父親派我去六條通接幾位外省籍朋友來家裡躲避，我記憶較深的是趙鐵章，他和祖父同為華南銀行董事。
大約過了一個禮拜左右，就開始抓人。打聽起來，抓得相當有系統。我們陸陸續續聽到誰家的誰「沒有」了，好像禍真的會從天降，而且遮天蓋地，幾乎沒有一個台籍菁英要人能夠倖免，最後我父親也被抓走了。
父親當時是台灣省紡織公司協理，屬公營事業。二二八爆發之初，有一批台灣人闖進去打外省人，後來，台紡二十幾個員工連名密告我父親，指控他教唆這些本省人來台紡打人。
父親被抓進日本時代的「東本願寺」臨時拘留所，也就是今天的西門町獅子林，但之前我們並不知道。所幸，當時的台北調查站站長胡寶山的弟弟胡品三與我家有來往，胡品三正在追求我祖母的養女愛治姑媽，祖母也蠻喜歡胡品三的老實忠厚。
有一天，胡品三正要走出拘留所時，看見了父親，家祖父心急如焚，四處拜訪可能可以救父親的人，包括曾任駐日武官的楊宣誠少將，他是父親在東京認識的朋友；台灣省工礦處處長包可永因我家是煤商，彼此也熟識。祖父也去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也拜訪過，還帶父親記述學生時代在大陸參加抗日運動的著作《台灣痛史》，但一時間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人提出來，才獲得釋放。
中間究竟是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我並不知道。
我曾聽父親說，那麼多人被逮捕，據他瞭解，只有他和基隆煤礦豪族「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被釋放而已。父親還說，他被關在今天西門町來來獅子林的長官公署的臨時拘留所時，曾遇見過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和大東信託總經理陳炘。他們後來慘遭殺害，被視為台籍菁英在二二八受難的代表人物，至今仍舊不知道他們被屠殺的過程及屍骨何在。
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拿父親來說，祖父只有他一個兒子，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坐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
他對台灣回歸祖國的熱情一天天冷卻。
當他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摘自《宮前町九十番地》12 門前死了人蓋著草席（228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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