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往往是雙向進行，當歐美觀眾狂追韓劇「魷魚遊戲」時，南韓年青人亦愛用韓式英語（Konglish）。有分析指，受全球化及國際媒體的影響，加上渴望與世界接軌，常用外來語乃自然發展。但不少韓人及專家憂慮，這對象徵國族身份認同的韓文（한글）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甚至批評其「損害文化自豪感」。對於帶領世界流行文化的韓國而言，如斯指控是否過時？
韓文這套書寫系統，源自世宗大王在 1443 年與大臣們制定的「訓民正音」，以取代漢字作為紀錄之用。雖然直至朝鮮王朝晚期，因為中國對該區的影響力之大，令漢字始終擁有較高地位；到日治時期，權貴都在說日語，低下階層則用韓文。如今韓文既為抗日象徵，亦強化國家身份認同，以及與北韓的深厚聯繫。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的講師吳惠卿形容：
我們韓國人對自己的語言深感自豪，因為它幫助我們在使用漢字及經歷日治以後，形成自己的民族認同。在日治時期，韓國人要取日本名、在校學習日語，亦不准說韓語，所以自從 1945 年獨立以來，我們都會慶祝『韓文日』。
踏入 1990 年代，文書處理器及電腦這些以英語作為主要運作語言的工具，在職場及家中普及起來，同時亦多了年青人到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地留學。近年社交媒體、音樂、影視、遊戲、體育等界別技術飛躍，令英語再度成為最重要的語言，而年輕一輩正是這些服務的主要消費者。無獨有偶，韓國青少年在對話中使用外來語的趨勢明顯上升。
特洛伊大學首爾分校國際關係教授康大植（Dan Pinkston）認為：「韓國年青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較年長者截然不同，接收信息的來源及消費模式均有差別，所以會採用外來術語和俚語，令它們逐步嵌入語言之中乃自然之事。」成均館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具廷祐（구정우，音譯）亦指：「在現代語言，考慮到外國居民的數目變多，甚至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引入外來語可謂在所難免。」
縱然 Pinkston 指出，「所有語言都在持續進化及適應時代變遷，所以這並非韓語獨有的問題」，具廷祐也對使用俚語及潮語持正面態度，形容此為「順其自然」，但英語媒體「韓國時報」上週刊登一篇文章，名為「貶低韓文：濫用借來之字有損文化自豪感」（Belittling Hangeul: Indiscriminate use of borrowed words hurts cultural pride），當中不乏對韓式英語「入侵」社會的譴責。
該文指出，南韓政府本應糾正對韓文的誤用，但當局及公共機構反而開始「去韓文」，改用硬湊而成的字或韓式英語。問題更在疫下惡化，譬如新造字「언택트」，「언」來自英文的「un」，「택트」則取自「contact」一字的「-tact」，合起來便是「untact」，有「無接觸」之意。至於像表示「隔離」的「quarantine」等，一些來自英語的字詞，亦被亂用一通，增加了語言的混亂。
文中引述一些評論家之言，質疑這種變化已超出可接受水平，認為旨在促進社會聯繫的語言，實際上卻在擴大代溝。學術組織「韓文學會」（한글학회）更有成員警告：「韓文一直是民族自豪的一部分，語言則是區分文化的工具。假如人們用更多英文用語，自然會導致更少用韓文詞彙。若這趨勢持續，足以對我們的文化身份構成威脅，韓文的地位或被貶低。」
組織「韓文文化團結」（한글문화연대）成員申秀護（신수호，音譯）警告：「年青一代學習和適應得快，年長一輩卻會面臨障礙。最終做成不平等。」他指數碼及社交媒體世代已助長外來語廣泛使用，因為更多人認為它們「易上口」和「更有型」。「遺憾的是，政府正推動所謂『위드 코로나』（with Corona）計劃。為何他們不能為此創造韓文？那個『위드』（with）真有需要？我不明白。」
吳惠卿倒是認為：「無論你怎稱呼它，是全球化、國際化還是美國化，我不確定有方法可以制止或逆轉這個趨勢。」她直言：「我想政府和部分學者可採取一些行動，試圖鼓勵多用韓文，並企圖限制外來語的使用，但會是非常具保護性、保守的立場，我不肯定這會有效。」Pinkston 亦指，語言轉移乃是雙向，正如最新版本的牛津英語詞典加入 26 個韓語詞彙，反映韓國年青人的影響力愈來愈大。
在這裡，年青人正學習使用它們，因為這感覺『新潮』或有見識，但這跟前一代甚至再前一代的年青人一樣，而且不光是韓國獨有的現像。語言正是這樣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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